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格陵兰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最低可达-70℃，冰雪覆盖面积占整个岛屿的81%，这么寒冷的一个地方，实在与它绿意盎然的名字不相符（“格陵兰”意为“绿色土地”）。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的冰川逐渐融化，冰融水沿着冰川裂隙向下流动，形成深坑，就像一口口锅，称为冰川锅穴。这些锅穴大小不一，大的可达10米宽，上百米深，一直延伸到冰川底部，甚至形成冰川洞，可能导致整个冰川崩塌。

格陵兰无疑是地球变暖的“前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格陵兰可以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气候指示器。北极的冰川储存着气候的信息，通过冰芯我们可以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冰雪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氧同位素，因此，如果在格陵兰的冰帽上打钻，测量冰芯中的每个冰层的氧-18比例，就可以得知格陵兰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气温变化。

“从现有的可靠测量来看，格陵兰岛正快速消融。”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安德斯·波克这么认为。2011年，他在哥本哈根北极研究所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老旧飞行日志，其中有关于北极附近冰川的观察记录。几乎同一时间，丹麦国家调查局在清理地下室时发现一批旧图片，这些图片是极地探险家克努兹·拉斯穆森1933年到格陵兰进行第七次极地探险的记录。波克和同事将图像数字化，并用软件对比格陵兰岛东南部海岸线，查看其中的不同之处。波克说，20世纪30年代冰川融化得比现在快，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冷却期，这期间形成了新的冰层，但在2000年又开始加速融化。
“20世纪90年代，格陵兰岛的冰川差不多能达到平衡状态（即降雪和融化、冰裂相等），但现在的总质量亏损超过3000亿吨/年。如果按照每人一年使用4万升水来计算，这是地球上人们一年的用水量。按现在的趋势看，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波克认为，“从最新研究来看，海洋在冰川的消融中起着关键作用，暖流一经过已经破裂的冰川，大面积的融化就会发生，这和气温升高共同导致冰川融化。”

格陵兰气候变化几乎决定着当地以捕猎为生的土著的去留。岛上主要的陆地哺乳动物有北极熊、麝牛、驯鹿、北极狐、雪兔、貂和旅鼠，附近水域中主要有海豹和鲸，它们过去是岛上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20世纪初期，海水温度上升使海豹几乎在格陵兰南部绝迹，后来气候转冷，大群海豹才又现身。而现在，因为浮冰融化，依赖浮冰捕食海豹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的生存也出现危机。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上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_______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_______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