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J省发电量为167亿千瓦时，其中风力发电量为17.4亿千瓦时。

据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估计，玻璃建筑每年“杀死”超过3.6亿只鸟。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估计，英国每年发生的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事件数量高达1亿起，其中三分之一死亡。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关于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伤亡的新闻报道的确不少。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近几年收治的猛禽当中，明确因撞击玻璃幕墙等建筑受伤的多达50只，均为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城市建设中采用玻璃幕墙之风是如何兴起的？其实，玻璃幕墙发明和使用的历史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钢骨架和玻璃的组合给人以简约明快的感觉，加之玻璃比天然石材便宜、轻盈且透光性好，其一经采用便大受欢迎。但人们很快发现，高层幕墙在热胀冷缩作用下易发生高空爆裂事故。20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后，人们对于节能建筑的呼声高涨。受此驱动，玻璃幕墙材料技术不断改进，安全性和保温性能得到提升。尽管材料成本水涨船高，但城市高层建筑具有地标意义，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广告效应，对个人而言，自建房安玻璃幕墙能够满足某种炫耀心理，因此玻璃幕墙再次受到追捧。
美观前卫的人类建筑缘何成为“鸟类杀手”？①鸟类有自己强大的“定位导航系统”，不同鸟类在飞行中判断方位的机理也不尽相同。有的鸟会凭借地磁场、偏振光判断方向，有的鸟在夜晚会以星辰作为“导航卫星”，还有的鸟凭借强大的记忆往返万里而不迷航。②但是，再强大的定位系统也会有“信号盲区”。③玻璃幕墙倒映天空和附近树林的影像，会使鸟类产生错觉；玻璃反射阳光会暂时造成鸟儿视觉障碍，来不及躲避；透明玻璃还会使飞鸟误以为没有障碍，义无反顾地冲向玻璃；夜晚城市中的灯光霓虹，也会对鸟儿造成误导。④鸟儿一旦产生错觉，朝玻璃幕墙飞去，结果很可能是非死即伤。
有网友要求在城市建设中禁用玻璃幕墙。对此，有专家坦言，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玻璃幕墙；从建筑创作和市场发展来看，一时也很难做出根本性改变。目前的共识是，有关各方都要积极应对因使用玻璃幕墙而产生的生态问题和其他环境问题。也有专家认为，可尝试对玻璃幕墙做出一些调整，尽可能地对鸟类起到提示或警示作用。比如，选择有醒目花纹的玻璃，或在玻璃上粘贴一些猛禽图案贴纸，都可以起到减少鸟类撞击玻璃幕墙的作用。许多鸟类具备一定的紫外线视觉功能，楼宇建造者可采用添加紫外线反射材质的新型玻璃，以使幕墙在鸟类眼中不再透明，而在人类眼中仍是一片通透。还有法律顾问谈到，环境公益诉讼是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的法律途径，但仍面临诉讼成本高、举证难等挑战。

2021年，在北京市不断创新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基础上，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度扩容。天津、上海、海南、重庆4省市近日成为新晋试点地区。4省市合计明确203项试点任务，与北京市形成“1+N”的试点格局。
试点扩容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计，此举必将带动更多国际先进服务业进入中国市场，产生鲶鱼效应，为推动我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带来更多利好。
首先，这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当前，我国的服务业开放既面临重要的机遇，也存在现实的差距。一方面，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消费形态正在由以实物消费为主加快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转变，服务业吸收外资已占吸收外资总量的7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占GDP的55%，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存在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够、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持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其次，这有利于更好发挥地方首创精神。服务业开放点多面广、门类众多，既涉及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统筹，又涉及各类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多维度开展创新探索。比如，天津将试点工作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大局中加以谋划考虑；________将强化国家战略承载区域的示范效应；________统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________推动制度集成创新，着力建设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
总的来看，这次开展试点的4省市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区域和产业代表性较强。因此，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地方首创精神，能够在工作中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对全国服务业开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这还有利于加强协同开放。新增4个试点省市，有助于与北京的示范区建设形成梯次安排与协调配合，更加有序安排试点政策实施和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多点开展试验论证，形成综合效应。可在统筹好共性领域开放探索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地区特色、特点，鼓励差异化探索。将北京市24项创新性较强的试点任务纳入4省市方案，接近52项共性试点任务的半数，共同开展开放探索；明确有各地特色的措施151项，约占总体203项试点任务的四分之三。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古代书画以纸或绢为载体，因而也被称为“纸绢画”。不同时代的纸绢会自然而然带有该时代造纸或丝织工艺的特点。

绢是一种平纹组织的丝织物，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最初用生丝织造，质地比较粗疏；通过捶压等整理工序，生绢可以变成密度较大、坚韧挺括、平整均匀的熟绢，这种工艺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于丝织业发达的山东一带。从实物和文献记载看，初唐以前书画都用生绢，经纬间并不十分精密，很难画得精细入微。这种生绢直至晚唐仍在使用，韩愈《桃源图》“生绡数幅垂中堂”中的“生绡”就是生绢。盛唐时期，画家开始使用洁白如银、质地平滑的熟绢，材料加工的进步，为丹青与水墨画风的细密精丽提供了保障。不过以生绢作画仍很流行，张僧繇、阎立本等人的画作都用生绢。

五代绘画用绢极粗，质地如布。宋人绘画用绢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画家所用的质地稀薄的绢，一种是为满足宫廷书画需要而特别制作的“细密如纸”的院绢。宋徽宗《听琴图》用的应该就是院绢，质地细密，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千年后仍洁白如新。

绢有一定幅宽，这是丝织工艺和政治制度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工艺角度而言，古代的绢都是人工织成的，绢的幅宽和织布人的肩宽有密切关系，幅面太宽，投梭织纬就会十分困难。从政治角度而言，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商品，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西汉之后的历代官府都实行“钱帛兼行”的政策，绢帛不仅可以输纳捐税，还可用以偿付债务、俸禄等，因而要求统一规格和质量。西周时期规定绢帛幅宽为2.2尺，约合现在的43.8厘米，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朝，但是由于尺寸变迁，绢的实际幅宽总体上呈逐代增长趋势，最宽时约合65.93厘米。唐、五代基本以1.8尺为官方标准，约合55厘米；宋代以2尺（61.44厘米）为幅宽标准。因为绢的幅面是个常数，作画人可在单幅绢面上绘制小型画；若要创作大型画面，通常采用将两幅或三幅绢面拼接起来的方法获得足够的宽度，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都画在两幅拼接起来的绢面上；范宽的《雪景寒林》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则是用三幅绢面拼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