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从花粉到花生，让人类产生过敏变态反应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变态反应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变态反应”这一术语是儿科医生冯·皮尔凯和贝拉·锡克在20世纪首先提出的。几乎同一时期，“过敏症”使生理学家查尔士·里歇声名远播并荣膺1913年诺贝尔奖。此后多年，变态反应研究始终将过敏视为一种病态或障碍，极少有科学家探询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严重而有潜在危险的免疫反应，更不用说免疫系统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对貌似无害，却经常充当过敏原的物质作出反应。

20世纪60年代有关多细胞真核寄生物引发免疫反应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如果受到蠕虫这种寄生虫的感染会导致高含量免疫球蛋白E的生成，而引起变态反应的正是这一抗体。从那时起，有种观点盛行不衰：在进化中，人体为抵御寄生虫，发生变态反应，却把免疫反应的目标弄错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吉·普罗菲特在1991年对变态反应作出了一种非主流理论解释。她推测，在进化中，变态反应的形成是为了启动免疫系统，保护我们不受环境毒素（例如有毒的植物化学物质和毒液）的伤害。过敏原在多数人看来是无害的，但有很多事实上就是毒素。所以，与其把变态反应看成对蠕虫目标锁定有误的反应，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有益的反应，目的在于防御环境中的有毒物质。

虽然“毒素假设”至今仍不受生物医学界重视，但是其仍有一定合理性。首先，流鼻涕等过敏症状可以理解为身体力求摆脱过敏原的一种尝试，类似于食物和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引起类似的驱逐反应。其次，变态反应往往发生在接触毒素后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与需要一定时间方才显现的蠕虫感染相比，有一定差异。此外，患有过敏症的人常对过敏原变得极度敏感，环境中稍有微量便立即反应。考虑到对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反应都不能如此灵敏，对蠕虫表现得如此敏感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了。最后，充当过敏原的物质多种多样。“蠕虫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物质都能造成变态反应，但“毒素假设”却预料到这些过敏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造成伤害的能力。“毒素假设”也无法直接解释面对环境中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过敏原，肌体为什么有时候会作出如此严重的、潜在致死的过敏反应。

过敏症的多数患者会发现，变态反应可能有益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反应的好处可能类似于疼痛的好处：疼痛固然给人带来不快，但这种不快会帮助我们避开损害我们肌体的环境原，从而使我们更有幸存的可能。

2021年1-2月，J省发电量为167亿千瓦时，其中风力发电量为17.4亿千瓦时。

据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估计，玻璃建筑每年“杀死”超过3.6亿只鸟。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估计，英国每年发生的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事件数量高达1亿起，其中三分之一死亡。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关于鸟类撞击玻璃幕墙伤亡的新闻报道的确不少。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近几年收治的猛禽当中，明确因撞击玻璃幕墙等建筑受伤的多达50只，均为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城市建设中采用玻璃幕墙之风是如何兴起的？其实，玻璃幕墙发明和使用的历史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钢骨架和玻璃的组合给人以简约明快的感觉，加之玻璃比天然石材便宜、轻盈且透光性好，其一经采用便大受欢迎。但人们很快发现，高层幕墙在热胀冷缩作用下易发生高空爆裂事故。20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后，人们对于节能建筑的呼声高涨。受此驱动，玻璃幕墙材料技术不断改进，安全性和保温性能得到提升。尽管材料成本水涨船高，但城市高层建筑具有地标意义，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广告效应，对个人而言，自建房安玻璃幕墙能够满足某种炫耀心理，因此玻璃幕墙再次受到追捧。
美观前卫的人类建筑缘何成为“鸟类杀手”？①鸟类有自己强大的“定位导航系统”，不同鸟类在飞行中判断方位的机理也不尽相同。有的鸟会凭借地磁场、偏振光判断方向，有的鸟在夜晚会以星辰作为“导航卫星”，还有的鸟凭借强大的记忆往返万里而不迷航。②但是，再强大的定位系统也会有“信号盲区”。③玻璃幕墙倒映天空和附近树林的影像，会使鸟类产生错觉；玻璃反射阳光会暂时造成鸟儿视觉障碍，来不及躲避；透明玻璃还会使飞鸟误以为没有障碍，义无反顾地冲向玻璃；夜晚城市中的灯光霓虹，也会对鸟儿造成误导。④鸟儿一旦产生错觉，朝玻璃幕墙飞去，结果很可能是非死即伤。
有网友要求在城市建设中禁用玻璃幕墙。对此，有专家坦言，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玻璃幕墙；从建筑创作和市场发展来看，一时也很难做出根本性改变。目前的共识是，有关各方都要积极应对因使用玻璃幕墙而产生的生态问题和其他环境问题。也有专家认为，可尝试对玻璃幕墙做出一些调整，尽可能地对鸟类起到提示或警示作用。比如，选择有醒目花纹的玻璃，或在玻璃上粘贴一些猛禽图案贴纸，都可以起到减少鸟类撞击玻璃幕墙的作用。许多鸟类具备一定的紫外线视觉功能，楼宇建造者可采用添加紫外线反射材质的新型玻璃，以使幕墙在鸟类眼中不再透明，而在人类眼中仍是一片通透。还有法律顾问谈到，环境公益诉讼是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的法律途径，但仍面临诉讼成本高、举证难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