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指事实、真理，它可以用于客观事物：自然、社会、个人；它的反面是虚假，是不真。“真诚”也是“真”，但是是指主观意识领域里的真，它仅涉及人，而且是主体的个人，它强调的是向内反省，要求的是忠实于自己，是不欺己、不欺心，这就好像内心有一个法官在检查所有的意识和念头，看它们是真的发自内心，还是一些浮在表面的托辞和借口。彻底的真诚要求一个人能鉴别和杜绝一切有意无意哄骗自己的念头，在行为上就反映为：言其真心所欲言，行其真心所欲行。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真实”与“真诚”的区别
“真诚”的本质含义及外部表现
“真诚”行为属于主观表现因而难以鉴别
如何使“真实”与“真诚”实现内在统一
诚如朱永新所言，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离间。文理各执一端，虽谓“术业有专攻”，却常常是文理学科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就像一幢大厦一样，知识体系也由诸多支点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暗通款曲，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人为将重心置于一点，或许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招致知识体系内在生机的干涸。
文理分科贯穿高中教育阶段，莘莘学子们尚且懵懂，就被体制之手牵制了学业趣味和前途命运。事实上，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教育功利的画皮。学校无非是希望通过把文科和理科剥离开来，然后又通过知识的倾倒、几乎是蹂躏式的千锤百炼，使学生成为一架囫囵吞枣的知识接收装置，最终达到为升学率的小数点添砖加瓦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应试教育的底色积重难返。被功利所劫持的中国教育，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凡是对提高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敝屣。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不客气地讲，文理分科正成为一部绞杀人才的机器。而那些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百炼成钢的“人才”，则面临着知识体系上的千疮百孔，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封闭和支离破碎的，片断化的认识掩藏不住整体把握的无力。只要一跳出自身的专业领域，他们立即变得左支右绌甚至一无所知。文科理科以河为界，所锻造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知识阉人”。
一些附和文理分科的人只一味跟着感觉走，没有经历抽象思维即思想升华过程，发表的言论或文章只能陷于现象的表层就事论事，【】，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论点和论理。
中国能否再出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兼备的大师级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一种撕裂教育完整性的教育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盼望渐行渐远。如此而言，文理分科是时候抖落一身的历史尘埃了。
第五段中【】应填入的词，恰当的一项是：
人云亦云
唯唯诺诺
浅尝辄止
亦步亦趋
三个和尚在破庙里相遇。“这庙荒废必是和尚不虔。”甲和尚说。“必是和尚不勤。”乙和尚说。“必是和尚不敬。”丙和尚说。三人争执不下，决定留下来各尽所能。于是甲和尚礼佛念经，乙和尚整理庙务，丙和尚化缘讲经，果然香火渐盛。但是，后因三人争功闹个不休，庙里的盛况又逐渐消失了。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的道理是：
所有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天时、地利和人和
“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成也人心，败也人心；得也人心，失也人心
分工负责、各尽所能十分重要
甲、乙、丙、丁四人参加象棋比赛，根据比赛规则每两人之间要比试一次，胜者计2分，平者计1分，负者计0分。已知全部比赛结束后，共出现了两次平局，且甲获得5分，乙获得1分，丙获得4分，丁获得2分。
则下列陈述一定正确的是：
丁输给了甲
乙输给了丁
甲输给了丙
丁输给了丙
拟制血亲关系指当事人之间本无血缘关系，经过法定程序确认其为亲戚关系。在我国拟制血亲关系仅指《婚姻法》、《收养法》明确规定的情形。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拟制血亲关系的一项是：
在同一个户口簿上的养父与养子
孤儿院的保育员与孤儿
义父与义子
丈夫的私生子与妻子
有一个船夫在湍急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哲学家。哲学家问船夫：“你懂得历史吗？”船夫说：“不懂。”哲学家说：“那你失去了一半生命。”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船夫说：“没有。”哲学家说：“那你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哲学家刚说完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个人都落入水中。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哲学家说：“不会。”船夫说：“那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这段文字隐含的主要信息或道理是：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不懂得历史和数学，就等于生命失去了大部分灵魂
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要能够学以致用，否则大而不当
拥有实践能力比掌握理论知识重要，所以要善于实践
技术塑造全新的理论范式。大数据技术给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这场范式革命表现在：第一，方法论范式的转型。大数据借助于云平台而具有数据搜集、分析、管理、挖掘和重组的功能，以及基于多类型数据和海量数据的预测功能，从而形成一整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方法。此类方法在大数据技术诞生前是完全没有的。其数据能实时更新，且接近于全数据，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恐怖主义研究、移民研究、战争与冲突研究、国际反腐败研究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和技术，传统的管理方法如定性和定量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基于“小数据”的研究方法，将更多地为数据挖掘、全数据分析等全新的研究方法所代替。简言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第二，研究思维范式的转型。过去的案例研究、样本研究体现的是数据“精确性”思维、因果关系思维和定性思维，而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现已转向“量化”思维，即以全数据为目标的思维，以“混杂性”思维为形式，以量化数据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核心内容。单纯的“计算社会科学”也并不完全反映“量化”思维。第三，研究对象的转变。大数据技术诞生前，公共管理的对象是人及其相互关系。人既成为管理对象，也成为管理的工具，结果是人成为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对象是人所有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目的是用数据及其产生的价值来为人服务，体现了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第四，绩效检验方式的转变。此前，绩效检验的目的是以政策的落实和政策对人发挥规制作用来衡量，但政策是否科学则容易被忽视，而且，往往采取刚性强制手段。就是说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人也可能因强制而对政策产生抱怨，甚至有些情况下有些人成为反政策的一员。大数据条件下的绩效检验则强调技术对人的所有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终使数据通过服务于人来体现其价值，使人在享受价值服务的过程中自觉维护良好的秩序。
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也有了变化。第一，大数据技术使公共管理的实践内容从流量管理向数据管理转化。传统的公共管理尤其强调流程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基于行政的科层体制。但在实践中，这会慢慢演变成流程的刻板化，效率日趋下降，甚至影响流程的合法性。而大数据技术则专注于对管理对象的数据收集、分析，它管理的对象是数据，核心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二，大数据使公共管理的实践从事后机械应对转向智能化预先治理。传统的方式，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是出现了问题才采取措施。即便有所谓的预防性治理或预防性管理，也常常非常盲目，甚至可能没有任何针对性。因此，其典型特征就是事后的机械性。大数据条件下则截然不同，其核心就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人的主观判断。
第一段论述的结构属于：
递进关系
总分关系
并列关系
条件关系
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是：
科学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
时间性原则
协同性原则
商场6月6日开始销售某种电器，从6月7日起，每天这种电器的销量都比前一天多1台。已知6月16日卖了22台这种电器，问其6月共卖了多少台这种电器？
555
600
645
690
=中间项×项数
，可知总销量为25的倍数，只有B选项符合。
日的销量，为22+1+1=24台；王大妈与李大妈两人分别从小区外围环形道路上A、B两点出发相向而行。走了5分钟两人第一次相遇，接着走了4分钟后，李大妈经过A点继续前行，又过了26分钟两人第二次相遇。问李大妈沿小区外围道路走一圈需要几分钟？
54
59
6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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