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07年12月，网民数已达到2.1亿人，比2007年6月增加4800万人，2007年一年增加了7300万，年增长率为53.3%。一年中平均每天增加网民20万人。目前，中国的网民人数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中国16%的互联网普及率仍比全球平均水平19.1%低3.1个百分点。

从地域上看，北京和上海的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已经分别达到46.6%和45.8%；从增量上看，广东由于手机网民数增长的拉动，增长人数最多，一年内共增加了1500万网民。

2007年农村网民规模年增长率超过100%，达到127.7%，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人。7300万新增网民中的4成，即2917万来自农村。从网民居住地上看，网民居住在城镇的较多，74.9%都居住在城镇，城镇网民数已达到1.57亿人，而同期农村网民数量仅有5262万人。但农村网民数量增长非常迅速，年增长率超过100%，已达到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

中国的宽带网民数量增长迅速。2007年12月的宽带网民数已经达到1.63亿，占网民总体的77.6%，比2007年6月增加了4094万人，比2006年12月的1.04亿增加了5938万人。

材料一：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制于丝帛之上的精美地图——《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城邑图》。据考证，三幅地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它们证明了西汉时期我国军事测绘已经较为成熟，其中的《驻军图》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标有军事情况的地图。
三幅地图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准确区分方向——图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更重要的是，这几幅绘图中蕴含了古人的找“北”智慧。
据现有考古研究，古人绘制地图时区分南北，主要利用的是日光和“北斗”。地球自转轴向两侧无限延伸，其中一侧的延长线，就从天空中北斗七星中天璇星与天枢星连线的五倍延长线上的北极星附近经过。四季轮回、斗转星移，古人通过肉眼或专用测量工具“望筒”等，很早就发现了“北极星位置基本不变”的现象。研究还表明，汉代甚至汉以前的华夏先民，就已经有能力比较准确地测量地理信息。比如，先秦时期，古人运用“北斗”等星象与地理信息的对应关系判断方位。到了汉代，人们对“北斗导航”的认知就更为普遍。根据《淮南子》中记载的“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就说明了古人的日常中，“北斗”判断方向已是通识。
正是基于古人对“北斗导航”的长期观察和运用，以及规、矩、准、绳等工具的发明，我国古代绘制的很多地图都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以《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例，地图虽未标明比例尺，但经测算，其主区比例尺约为1∶180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图上所绘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等均和现代地图大体相似，所绘山脉和山体轮廓，范围及走向也大体正确，地图东半部分的方位角误差，也仅3%左右。
材料二：
“北斗+冬奥”雪上智慧运动服务系统主要为“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雪橇雪车”等项目提供运动员备战和赛事运营支持。它涵盖了运动员和教练、裁判、工作人员和赛事保障四个子系统：运动员科学训练服务系统、环境风速监测和决策系统、越野滑雪裁判智能辅助系统、工作人员雪场保障系统。例如，“北斗+冬奥”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部署于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可以通过无人机航拍建模合成的实际赛场三维地形数据，实时监控赛场中核心赛道的多个起跳点位置的环境气象条件，尤其是对滑雪比赛最重要的横向和纵向实时风速信息。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与高精度激光测风雷达技术融合其它气象传感器，系统可以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场建立高精度位置网格化的实时气象数据，为赛事保障部门提供气象监测数据和超运动条件的预警信息，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事及日常运动训练的环境保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北斗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与国际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同台竞技的同时，必须用开放的胸怀融入国际导航大家庭，让全球用户愿意用北斗、用好北斗。北斗系统的发展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秉持和践行“世界的北斗”发展理念，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资源共享，在覆盖全球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全球、服务全球。目前，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到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得到成功应用。中国北斗已经成为与“一带一路”遥相辉映的“太空丝绸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比上年增长7.3%，其中社会团体36.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万个，基金会7034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980.4万人，比上年增长13.4%。

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是探索治理“城市病”的一种尝试。某市A区于2016年建立了“区级指挥、部门共治、街道统筹”三级响应的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并创新管理格局。区级层面，组建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作为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专业部门层面，建立区委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委城管工委）和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城管委）合署办公。区委城管工委作为区委派出机构，负责城管系统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相关工作。区城管委是区政府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本区城市环境建设、环境秩序整治工作，负责本区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交通水务等行业管理工作。在街道层面，各街道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成员单位由城管、公安、食药、安监、环保、工商、交通、消防等常驻单位和住建委、文委、司法、规划、国土、质监、国税、地税、卫生和人口计生等派驻单位构成。日常运作中，在不改变各部门职能、职责、权限的基础上，统筹行政审批、应急处置等任务；常驻单位抽调业务骨干，驻街开展综合执法，否则不得列入处级后备干部；挂牌部门与街道建立联络员制度。实施“区考核块、块考核条”，考核结果与单位绩效和被考核人选拔任用挂钩。加强与驻区单位的联络，搭建议事协商机制，通过社情恳谈会、楼委会、社区工作者、专职协管员、志愿者等加强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