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传学角度来讲，应该说“基因决定”这一说法没有错，因为猪有猪的基因组，人有人的基因组，确实是什么样的基因决定了什么样的性状、什么样的物种。完全否定基因决定论有失偏颇，这是遗传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遗传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基因型与环境的互相作用决定了表型，这是遗传学中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到，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但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基因是根据，是内因，温度和各种环境因子是条件，使它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谈基因时不能忘记环境。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在一个还未成熟的苹果上贴一个“喜”字，等到收获时，可以看到这个苹果其他地方都是红颜色，而贴了字的地方是绿色的。苹果形成红色的色素是基因决定的，但这一变化要有一个反应过程，可能要经过一个绿颜色的阶段，经阳光照射后才成为红色。而那个贴了字的部位由于照不到阳光，尽管它有变成红颜色的基因，但这一基因却不起作用，所以成了绿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因只有在它所要求的环境之中才能起到决定作用，才决定了人是人，猪是猪。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环境不仅仅是指外界的空气、阳光或者各种接触到的物理化学因子等，而且已经深入到细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小分子即“内环境”对基因的作用，如蛋白质的作用、其他无机离子的作用以及基因相互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单独一个基因可能决定不了什么，但如果在合适的环境下它就能决定某种东西。

2016年，全国城市公园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云南，公园数量分别为3512个、1171个、942个、828个和683个。其中，广东省的公园面积达到65318公顷，占全国公园面积的比重超过17%；公园绿地面积达到89591公顷，占全国公园绿地面积的比重约为14%。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面，方案做了如下安排：

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为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为全面加强党对干部培训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干部培训工作，统筹部署重大理论研究，统筹指导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

为更好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统筹干部管理，建立健全统一规范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将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对外保留国家公务员局牌子。

为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民族工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更好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更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利益，将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调整为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

为加强党对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再设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为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统筹协调政法机关资源力量，强化维稳工作的系统性，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不再设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为更好统筹协调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提高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承担。

新世纪以来9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

材料1：9个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三农”的重中之重地位，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到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加快了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

材料2：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存在专业人员流失、人员老化、推广能力不强等问题。2012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称，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进行计算，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相差36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至此，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条腿长”（谷物单产高）和“一条腿短”（劳动生产率低）的尴尬境地。尤其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图：中国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状况比较

材料3：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要采取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技服务，培育和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教育科技培训政策，造就新型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

①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人将此定位为“世界的开端”和“全球化进程的开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哥伦布开启这次创造历史的伟大航行时，竟然是揣着香料梦想上路的。香料是推动欧洲国家探索世界的催化剂，对香料的渴望和欲求激发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全球探索，成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②香料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过去的解释大致是：欧洲中世纪末期，食物容易腐败，使用香料不仅可以掩盖异味，还可以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然而，这种解释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当时香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分量。一种物品引发的极度欲望，单看使用价值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如果香料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开端”。

③事实上，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更多是基于某种神秘的想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一直在使用东方的香料。香料来自神秘的东方，为这种想象提供了空间。而且欧洲中世纪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天堂中飘着香料的味道，基督教众神和死去的帝王们，身上也都带有香料之气。

④因此，人们认为，香料必然产自天堂。所以，当哥伦布向西航行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在向着天堂航行，如果能够找到香料，就证明他抵达了天堂。直到去世，哥伦布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

⑤香料也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在欧洲基督时代之前的希腊时期，就有一条从印度通向欧洲大陆的香料之路，不过当时输入欧洲的香料数量较少，自然成为奢侈品。直到罗马帝国时期，随着香料大量涌入，香料价格开始下降。但是尽管如此，对罗马人而言，香料仍是品位、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罗马帝国贵族显示排场的法宝，以至于罗马帝国后期的哲人批评香料使人变得虚弱，消磨阳刚之气，导致罗马帝国出现奢靡之风。

⑥那时候欧洲人甚至用香料来治病。在欧洲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佩戴装有香料的香盒，认为可以抵制瘟疫。当时主导欧洲的医学学说还是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维持四体液平衡是健康的基础，四体液脱离自然的正常状态，是发生疾病的原因。依据“体液学说”，人的衰老是“内部热力”不断减少的过程，而使用具有温热作用的香料足以延缓衰老过程。

⑦香料后来失宠了，原因显得很吊诡。欧洲人最初对香料的狂热欲求，开启了纷纷涌向东方寻找香料的历史，也陆续见证了欧洲几大帝国的兴衰。几百年的反复争夺，使得香料产地扩散，产量剧增，再也无法成为某个帝国的摇钱树了。

⑧香料失宠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航路开辟后，可以调和味道的蔬菜出现，取代了香料的功能。十六、十七世纪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嗜好，先是烟草风靡全球，随后则是咖啡和茶，这些商品比香料更加有利可图。

⑨随着香料在基督教中象征意义的消失和欧洲消费主义的发展，贵族们彰显地位的消费品转向了首饰、音乐、服装、住房、艺术和交通工具。新的时代到来，人们烹饪偏好的改变，更使香料的烹饪功能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的烹饪，寻求的是食物味道的转化，后来寻求的则是食物的原汁原味。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食物被贴上了民族的标签，香料被欧洲看作异域的标志，只有耽于感官享受的民族才会热衷于此。与之相反，欧洲理性主义时代最为贬斥的就是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而不诉诸理性。

某省城镇就业人员增长明显快于乡村。2007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长2091.4万人，增加3.4倍，年均增长6% ；所占比重达到43.5% ，上升23.8个百分点。全省乡村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加1020.2万人，增长40.8% ，年均增长1.2% ；所占比重为56.5% ，下降23.8个百分点。

非农产业成为就业的主导产业。2007年全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加1574万人，增加2.9倍，年均增长7.1% ，所占比重达到了34% ,上升16.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少85.7万人，所占比重下降了37.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加1623.3万人，所占比重上升20.4个百分点。

非公有经济的就业比例迅速上升，1978年全省个体经济就业人员仅有2353人。2007年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达到了397.8万人，所占比重为6.4% ；私营企业就业人员达到522.7万人 ，比重为8.4% ；港澳台企业就业人员27.4万人，比重为0.4% ；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108.3万人，比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