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讲美学，我不太会用到“竞争力”。美可能是一朵花，很难去想象如果我凝视这朵花，跟竞争力有什么关系。

我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八千年前的一个雕刻：一个女孩子从地上捡起一朵落花闻。这个季节走过北京，如果地上有一朵落花，很可能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也会把它拣起来闻。这是一个美的动作，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八千年前的艺术品里就有。所以我在大学上美学课不谈竞争力，就谈这朵花。

那时，我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校园很大，整个大度山都是它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花，每年四月开到满眼缭乱。教室的窗户打开，学生们根本不听我讲课。刚开始我有一点生气，可是我想，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也比不上一朵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既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们就去外面。”他们全体欢呼，坐在花树底下，我问：“为什么你觉得花美？”有说形状美，有说色彩美，有说花有香味……

把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它的美其实是一个计谋，用来招蜂引蝶，背后其实是延续生命的旺盛愿望。植物学家告诉我，花的美是在上亿年的竞争中形成的，不美的都被淘汰了。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通常都特别浓郁，因为它没有色彩去招蜂引蝶，只能靠嗅觉。我们经常赞叹花香花美，“香”和“美”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字，背后隐藏着生存的艰难。

后来我跟学生做一个实验，我们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用嗅觉判断哪是含笑，哪是百合，哪是栀子，哪是玉兰……这个练习告诉我们，具体描述某一株花“香”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花的香味都不一样，含笑带一点甜香，茉莉的香气淡远……美是什么？另一种物种没法取代才构成美的条件。我问学植物的朋友：“如果含笑的香味和百合一样会怎样？”他说：“那它会被淘汰了，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常常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回来做自己。

在大多数人眼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较为广泛的公共空间。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它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发布。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震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它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它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中存在着强大的控制。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传统的空间栅栏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的。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如此大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惟一的裁决？

2017年，某省全省园林水果面积1987.30万亩，比上年增长4.8%。其中，苹果的挂果面积为726.21万亩，同比增长4.1%；梨的挂果面积为61.29万亩，同比增长-1.0%；柑桔的挂果面积为40.26万亩，同比增长4.5%；桃的挂果面积为45.05万亩，同比增长5.8%；猕猴桃的挂果面积为64.76万亩，同比增长10.8%；葡萄的挂果面积为54.05万亩，同比增长3.5%；枣的挂果面积为262.74万亩，同比增长12.6%；柿子的挂果面积为37.80万亩，同比增长0.4%；杏的挂果面积为45.42万亩，同比增长4.1%；石榴的挂果面积为6.51万亩，同比增长4.7%；樱桃的挂果面积为10.92万亩，同比增长10.4%。

2017年，该省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801.02万吨，增长5.1%。其中，苹果的产量为1153.94万吨，同比增长4.8%；梨的产量为110.37万吨，同比增长5.9%；柑桔的产量为54.06万吨，同比增长为5.9%；桃的产量为84.61万吨，同比增长7.4%；猕猴桃的产量为138.97万吨，同比增长5.9%；葡萄的产量为68.15万吨，同比增长3.2%；枣的产量为87.23万吨，同比增长5.0%；柿子的产量为40.63万吨，同比增长6.3%；杏的产量为20.21万吨，同比增长3.2%；石榴的产量为10.34万吨，同比增长7.9%；樱桃的产量为13.66万吨，同比增长7.3%。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