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项原理复杂又十分个性化的生理活动。①记忆的形成机制尚没有确切的结论，如何衡量记忆的效果也是众说纷纭，更不要说对何时的记忆更高效进行判定和解析了。②无论我们记忆的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段旋律，都离不开相关神经元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有哪些神经元参与，有多少神经元参与，以及神经活动的频率高低等。当足够多的电活动使神经元开始形成稳定联系后，相关的记忆便得到巩固。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的活力、体内激素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记忆的形成。④虽然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但总会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合适的时间，便是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而身体状态随着时间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这是生物体存在节律性的一种表现。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三位研究“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人类用上百年的时间证明：生物体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进展，受到内源性的调节。这种24小时的生物节律，完全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有若干蛋白呈现周期性的相互作用。

记忆是一种生理功能，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功能依附在结构之上，结构越合适，功能便越强大。但是，究竟什么影响着记忆力呢？这完全因人而异，比如，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强烈的刺激，甚至是之前的学习基础，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生物钟。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对这套机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套自主性的生物钟，只是影响记忆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宣布，什么时间是记忆最好的时候。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要知道自主性生物钟对记忆的影响，需要先把其他所有因素都排除掉。被试者必须完全均一，不能有个性化的情感，不能有个性化的认知，也不能有个性化的饮食。这显然很难做到。

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生物钟究竟影响了多少记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测试结果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也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同样的学习，过一段时间比较效果，用这种方法摸索出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

斑头雁冬天的栖息地与海平面齐平，为了飞到夏繁殖地，斑头雁至少要飞到海拔5000米的高度，才能飞越横亘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个高度，空气密度大概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因此鸟通过振动翅膀产生升力就要消耗更多能量。然而研究发现，它们通常一天之内就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这些鸟本可以充分借助白天吹上山脊的南风来减少能量消耗，然而它们却要等到相对平静的夜晚，完全靠体力完成这一飞越。在飞行中，后面的鸟通常飞在前一只鸟的侧后方，形成“人”字队形。关于这种队形，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字队形与定向有关。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需要找到和穿越几个高海拔的通道。斑头雁一生中会多次迁徙，通常由年长而有经验的斑头雁在前面带路。但为什么鸟要保持人字形，而不是一只紧跟一只？另外，似乎只有斑头雁这种体形较大的鸟才保持队形，小型候鸟成群迁飞时，通常是没有队形的，虽然它们也需要定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与速滑团体项目类似。为了减少因克服空气阻力而产生的体能消耗，速滑运动员会以一种紧凑队形前进，一名运动员在前，另外三名依次紧随其后。开路的运动员由于需要克服全部阻力，很容易筋疲力尽，因此他们会轮流在前。与之类似，带路的斑头雁也会不时与后面的鸟换位，但是为什么斑头雁不以直线队形飞行？飞行运动除了要克服水平方向上的空气阻力，还需要产生上升力以保持飞行状态。也许飞行时稍微偏移位于前面的同伴，虽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气阻力，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为保持升力而消耗的体能。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推断。飞行中，鸟的翅膀会形成一股涡旋状的循环气流。来自右翅的涡流逆时针旋转，来自左翅的涡流则顺时针旋转，在鸟正后方，两股涡流都是向下的，两侧的气流都是向上的。如果鸟飞在同伴的正后方，则将处在向下的气流中，这会增加维持飞行状态的能耗；当位于同伴的后侧方时，则可利用向上的气流，得到升力。因为鸟的翅膀上下振动，所产生的涡流会随时间、空气不断变化。若想从空气涡流中获益，飞行时所处的位置必须非常精确。有人认为，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只有体型较大的鸟类才以一定队形迁飞，因为鸟拍打翅膀的频率与体型成反比。体型较小的鸟不太可能准确跟踪涡流。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