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能“摄取灵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由此吸引了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在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直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关于照相馆运营的论述，其中在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方面，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照相馆的名字最初多包含“昌”“泰”“福”等字，而且照相馆专注写实，主要拍摄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以及团体合影，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与中国传统意蕴的同进，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出现“派拉蒙”“维也纳”等馆名。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大量明星、权贵肖像进行商业销售，并在大众出版物上刊登，在普及通讯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现代化。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在拍完照片进行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改革开放后，乃至数码技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迥然不同。

技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战，并且有着独特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驱阶段。技术的先决条件已经存在，梦想家们可能会考虑把这些元素放在一起。然而即便这些梦想此时已经记录在案，人们也不会将其视为发明创造，比如达•芬奇曾经绘制过很多有说服力的飞机和汽车图画，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在发明创造。

其次是发明阶段。这一阶段在人类文化当中相当有名。此一阶段时间比较短，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就像___________________。在这个阶段当中，发明家们把科学技术、好奇心与决心结合起来，通常再加上一定的表演技巧，将各种方法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给生活带来一种全新的技术。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新发明会得到那些溺爱它们的监护者（也许还包括最初的发明者）的保护和支持。通常这一阶段比发明阶段要重要，可能还包括额外的创造，这些额外创造比那个独创性发明更重要。当年，许多工匠已经手工制作了非常精美的老式汽车，但使汽车产业得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却是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推出的大批量生产的创新做法。

第四个阶段是成熟期。技术在不断进步，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也终于成为社会当中独立稳定的部分，也许已经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技术将永存于世。

在下一个阶段（可称为“挑战者时期”）到来时，这种状态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技术界的“新贵”威胁着要排挤那些老技术，其追随者过早宣布了胜利的消息。但是尽管新技术能带来一些独特的益处，仔细思考之后人们却发现，这些新技术在功能和质量方面存在着关键元素缺失的问题。当人们发现这些新技术确实无法改变既有秩序之后，技术的保守派便以此为依据，证明以前的技术方法确实可以永存。

对逐渐老化的技术来说，这通常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另一种新技术很快就会出现，它总能成功地将原有技术逼到过时的舞台上。在生命周期的这个部分，技术在逐渐衰败的状态当中度过了晚年，它的最初目的和功能现在都被一个更活泼的竞争对手比下去了。这一阶段约占技术整个生命周期的5%至10%。

最终，技术成为“老古董”，就像马赫轻便马车、拨弦键琴、机电式计算器一样，不得不黯然离场。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脂肪当作健康的“大敌”，尤其是饱和脂肪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脂肪的摄入应该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30%以下，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应该在10%以下。

而最近《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似乎“颠覆”了这一观念。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大型研究。研究者从世界5大洲的18个国家，选择了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共招募了超过13.5万名志愿者，通过统计他们的饮食习惯来计算营养组成，并在此后的多年（5.3至9.3年）中，追踪他们的死亡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

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关于蔬菜、水果和豆类的影响，其结论没有新鲜的地方，大致就是每天总共4份左右（375到500克）这三类食物对健康好处明显，进一步增加摄入量带来的好处不大。
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关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脂肪摄入量和种类，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风险都不相关；与脂肪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摄入量最高的那组整体死亡率、中风以及心血管疾病之外的死亡风险还要低一些。而碳水化合物的影响则相反，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那一组比最低的那一组，总体死亡率高28%，而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导致的死亡率则没有影响。

在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同时，《柳叶刀》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挑战了健康饮食的定义，但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篇评论中，作者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补充了中低收入地区饮食与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加深了“饮食与健康”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评论作者并没有赞同研究者的结论，而是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在这项研究中，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的主要来源是动物食品（肉和奶制品）。除了脂肪外，这些食品也是锌、铁、维生素K、维生素B12等微量成分的良好来源。而在脂肪摄入量低（从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人群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摄入可能是不足的。所以，“脂肪降低死亡率”这个调查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富含脂肪的这些食物营养密度高，解决了这些食物摄入量低的人群某些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

第二，在这两篇论文中，一篇的结论是“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增加了死亡率”，另一篇的结论是“蔬菜、水果、豆类摄入量高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蔬菜、水果和豆类，都富含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对于健康的影响需要分开讨论，比如添加糖、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粗粮。

第三，混杂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尤其是人们的健康意识。比如在欧美发达地区，人们有更好的健康意识，从而可能有更多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比如遵守医嘱、合理的睡眠、控制饮酒、食用“推荐的食物”等等。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人们接受的健康生活指导会少一些。所以，评论作者认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可能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混杂因素。

我们的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信息塞满挤爆，常常来不及消化，就被迫接收下一个信息，这导致信息的传递处于无意识处理的状态，很多问题都来不及深入思考。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容易被既定的观念限制，看似精明却往往漏洞百出。商家、推销员、诈骗集团等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巧妙操弄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制造一个又一个骗局，我们则比想象中更容易落入圈套，还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骗局的根源之一：其实我们活在大脑创造的虚拟世界中。

当我们在看世界时，我们是真的“直接”看到了世界，还是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当然是直接看到了世界，但事实上，我们只是间接看到了世界。我们的各种感觉和经验，完全是大脑解码后传递给我们的产物。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或摸到东西时，我们真正“接触”到的，只是大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①我们所有的知觉经验，完全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感官，把外在世界的能量和信号转变成电生理信号，这些电生理信号又被转化成知觉意识。我们所体验到的，就是这些由大脑产生的知觉意识。换言之，我们的知觉意识，完全是大脑创造出来的知觉假象。由于是大脑模拟的虚拟现实，其中就会有错误或漏洞。这就是大脑容易受骗的第一个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二：各种思考捷径帮倒忙。

在演化过程中，大脑竭尽所能地让这些模拟的知觉能够逼近真实世界，好让我们可以顺利存活于世界之中。②但是，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野性世界，大脑常常需要选择牺牲少许的“正确性”以换取“速度”，“思考捷径”就是大脑为了求快而建立的一种快捷计算方式。通过某些事先建立好的预设，大脑可以节省许多资源。③我们无论怎样使用意志去穿透认知，都不可能改变大脑的想法。科学家们把这种无法通过意志力进行矫正的认知现象，称为“认知不可穿透性”。这种“认知不可穿透性”，正是大脑可能欺骗我们的另一重大原因。

骗局的根源之三：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

大脑容易受骗或出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出现漏洞。大脑中的电生理信号在被转化成知觉意识之前，必须先经历一系列无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④比如突触释出神经传导物质、电子信号在脊鞘上跳跃等过程，这些完全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层面。

大脑不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庞杂的信息处理过程，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信息处理过程全部呈现到意识中，我们将会被信息淹没。因此大脑选择只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最重要的信息。但是，_______________。当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庞大的无意识信息处理过程时，这些会偷偷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就很容易成为被人利用的漏洞。

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