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事物在性质、大小、外观等方面存在相反的特点，人们在认知到一种事物时会从反面想到另一种事物，这种联想称为对比联想。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诗句中使用了对比联想的是：
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孔子的许多教诲，寓意都很深刻，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等等，都不失为人之道。然而孔子这些优秀的思想历来都是统治者规范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强有力工具。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孔子优秀思想为统治者所利用
孔子优秀思想为统治者所倡导
统治者对孔子优秀思想的继承
统治者对孔子优秀思想的赞美
在关于灵活就业的讨论中，还有一种论调认为，灵活就业门槛过低、技能要求不高，年轻人投身其中是短视行为，不利于个人以及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忧虑的初衷可以理解，但事实上，灵活就业进入的门槛确实不高，但要留存的门槛却并不低，也需要一定的技能支撑，灵活就业并不一定意味着“低能”。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并非所有灵活就业都是低门槛
应摒弃对灵活就业形式的偏见
灵活就业在职越久越要技能傍身
年轻人对灵活就业无须过度忧虑
苏州曾经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明末清初以后，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而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观念和意识往往通过各种渠道浸润展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因如此，晚清苏州民风靡弱闲散，生活节奏缓慢，缺乏早期现代化必需的紧迫感与开拓精神。清末及民国初期，苏州人很少愿意将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至于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当地难以消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
清末苏州资金消纳的途径与方式
苏州民众在士绅观念影响下的转变
民国初期苏州实业发展衰落的原因
士绅观念制约了近代苏州的现代化进程
把下面几个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文字，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①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
②一切社会理想都犯这种错误。
③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精神的行列。
④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的做法。
⑤于是，世界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
③⑤①②④
④①⑤②③
③⑤④①②
④②①③⑤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
对这句话理解无误的是：
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一个人可以缺乏智慧，但是不能缺乏道德
智慧的缺陷可以填补，而道德的缺陷却不能填补
道德的缺陷，往往会带来智慧上无可弥补的缺陷
相对来说，选择整体经济社会的技术结构，以及制定实现该种结构的有关政策，是一项独立于其他领域，可以在科技战略内部完成的任务。并且，技术结构极大地制约着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战略和政策中，技术结构策略居于核心地位。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
科技战略是可以独立于其他领域而独立完成的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战略和政策中，应将技术结构置于核心地位
制定科技战略要依据不同的国情
技术结构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新型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它借助信息技术和社会力量在政府层级、职能和部门之间努力进行全方位的打通。下列关于网格化管理表述正确的是：
它是继“无缝隙政府”模式后在政府管理流程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和突破
它利用信息技术推进信息共享，进而进一步打破职能的边界
它更加适合“对人的管理”而非“对事的管理”
目前，城市应急联动中心属于一种网格化管理模式
崇高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我们通常说的有理想，主要是指社会共同理想。我国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追求自己的美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指引人生的方向道路，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零点集团针对全国30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进行了“中国公众环保指数”调查。2010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得分为69.5分，较之2005年（68.1分）和2007年（69.1分）维持稳定局面，但仍未破七，当前大的环保环境和公众环保内驱力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变革的度点。可喜的是，西部城市公众环保指数以69.4分紧随东部之后（70.3分），成为2010年环保指数的亮点。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公众主要赢在社会参与型环保的行为率高，高出东部和中部公众10分以上。
由于当前中国政府的行政特征、表现力及公众环保水平的发展阶段，使得我国的公众环保表现出两项内生性矛盾：
矛盾一：73.2%的公众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会优先选择环境保护，环保选择具有压倒性优势；另外认为我国环保已经紧迫的公众比例将近九成（86.8%），但在具体环保事项上，公众的环保意识表现不一，人们的高环保意识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层面，如将生活垃圾分类、节约水电等，分别有59.6%和53.7%认为它们是环保行为，而在办公场所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落实在行为层面上，在20项环保行为中，二分之一的环保行为采取率都在30%以下，尤其是社会参与方面，环保行动力明显弱化。
矛盾二：对于环保问题的责任归属，72.3%的公众认为应该由政府负责，但对目前我国的环保状况，表示满意的比例不及四成（39.4%），尤其是18-25岁的青年（32.8%）及学生（23.8%）。而对此，仍有54.6%的公众对政府工作表示认可。公众表现出的这种矛盾认识正体现出中国公众的政府依赖惯习，而这种惯习是不以政府的环保力强弱为基础的。
当然，这几年我国公众环保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气象，从这些新气象中，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未来中国公众环保的两个趋势：
趋势一：在联合国公布的十大环保问题中，46.1%的公众表示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关注度仅次于大气污染（72%）和水污染（69.7%），因此，低碳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最直接行为，将具有更加坚实的公众基础。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生活中可以实现低碳的行为方面，如节约水电（64.8%）、购买节能电器（52.7%）等，公众的行为采取率均相对较高。当然，公众低碳时代的到来，需要政府的监管及市场的配合，只有做到三合一，才能让低碳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
趋势二：根据中国环保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几年来有明显增加，未来趋势会更明朗，而这依赖于公众对环保组织工作的认可（61.6%），一直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环保主体中居首，尤其是近年来环保问题严重的西部，这一比例相对更高为65%。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公众不参加环保活动的首要因素都是“没人组织我参加”，这为未来环保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对于18-25岁青年来说，增加环保组织信任度和透明度（分别为25.6%和28.9%）也相对较为迫切。
第6段中，不能作为“低碳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的条件的一项是：
生活中的低碳行为
政府的监管及市场的配合
市场的配合
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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