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市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326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4%。
全年新增各类金融单位96家。其中，货币金融服务单位37家；资本市场服务单位40家。至年末，全市各类金融单位达到1336家。其中，货币金融服务单位601家；资本市场服务单位292家；保险业单位363家。

至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3882.45亿元，比年初增加4612.96亿元；贷款余额47915.81亿元，比年初增加3424.23亿元。

全年通过上海证券市场股票筹资3962.59亿元，比上年增长57.5%；发行公司债2955.2亿元，比上年下降5.6%。至年末，上海证券市场上市证券3758只，比上年增加972只，其中股票1039只，增加42只。

全年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交易总额达到786.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2%。上海证券交易所各类有价证券总成交金额128.15万亿元，增长48.1%。其中，股票成交金额37.72万亿元，增长63.8%。上海期货交易所总成交金额126.47万亿元，增长4.7%。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成交金额164.02万亿元，增长16.3%。银行间市场总成交金额361.51万亿元，增长27.0%。上海黄金交易所总成交金额6.51万亿元，增长24.7%。

2014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4219.1千公顷，比2013年减少2.9%。棉花总产量616.1万吨，比2013年减产2.2%。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比上年增长7.3%，其中社会团体36.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万个，基金会7034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980.4万人，比上年增长13.4%。

中国称城市化过程为“城镇化”，并提出要走出一条城乡协调、工农互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据统计，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3亿人以上。

我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同步前进。一条是扩大县城、中心镇的规模，吸引和驱动县域内农村人口向这些地点集中。这种路径或可称为“农村城镇化”，即农村的城市化，这直接体现为镇的数量增加以及居住人口的增多。2002年，我国建制镇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乡的数量，小城镇发展出现________；2005年，全国建制镇数量占全部乡镇数量的比重达到53.7%。另一条路径是将大中城市向外扩张，把周围农村郊区化，这一路径或可称为“城市郊区化”。根据统计，全国市辖区的数量从1998年的737个增加到2011年的857个。国家发改委2013年在辽宁、湖南等12个省进行调研时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纷纷着手打造新城。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造新城，城市郊区化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农村城镇化与城市郊区化虽然在城市化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过程和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的生长过程，因为无论是县城还是中心镇的城市化水平都较低，将周围农村纳入其范围之内，都需要按照新的标准来全方位地提升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这些新兴城市中，空间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以及治理的城市化需要同步进行，但城市化的各个主体自身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很有限。相比之下，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原有城市空间及其治理框架的扩展。由于大中城市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模式，可以利用现成的经验和知识来应对新的问题，然而尽管有经验可循，这些城市也面临着如何将现有的治理框架扩展到更大区域、更多居民的问题。 

2014年，某地区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84元，其中县内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33元，县外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53元。2014年该地区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3326元，比该地区山区九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1099元。

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932.2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4.35%，增速较上年同期增加4.02个百分点；注册资本（金）129.2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0%。其中，企业1819.28万户，个体工商户4984.0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28.88万户。

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292.5万户，比上年同期增加160.97万户；注册资本（金）20.6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66万亿元。其中，企业365.1万户，个体工商户896.45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30.95万户。

2014年，新登记注册现代服务业企业114.10万户，同比增长61.4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4.67万户，同比增长97.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6.26万户，同比增长70.3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59万户，同比增长83.51%；教育业0.68万户，同比增长86.17%。

2014年，新登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3.84万户，同比增长5.76%。投资总额2763.31亿美元，同比增长15.05%；注册资本179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7%。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