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拆二代”这个词火了起来。根据网上的说法：“‘拆二代’多数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于城市近郊的人，由于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经常以负面形象示人”。_______________调查数据说明，“拆二代”纸醉金迷又扶不上墙的形象不过是一种幻想。它反映了一种将一个群体标签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维模式。

“二代”是一种先赋的资源，对个人成长有着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先天影响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财富与权力中成长起来的人不一定骄奢淫逸，而从小面对挫折与贫困未必就奋发有为。不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一个人会怎样、能怎样，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是否畅通，而非家庭背景高低。_______________保障了法治的健全和社会的公平，_______________没必要担心“二代”们做什么“坏事”。

“二代”标签之所以满天飞，无非有两个原因：其一，碎片化信息传播当道，以偏概全的情绪化表达容易战胜独立理性的判断，能吸引人眼球的“标签”容易集结公众力量，形成一种缺乏理性的舆论暴力；其二，“贴标签”省去人们深入思考、分析的工夫，迎合了人们的懒惰。

一个标签化的世界，必然是僵化而充满恶意的，但真实世界绝不是如此极端。是时候抛弃各种“×二代”的标签，正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了。就事论事，理性独立，这才是看待世界的应然态度。

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表明，年幼老鼠在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由此推论，转基因产品对人体也会有类似影响。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认同，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5.0%。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增长6.3%。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比上年增长1.8%。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增长0.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增长4.5%。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拿破仑法典》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它第一次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奠定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法律基础。除总则外，共有3编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第二编是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方法。从内容和结构来看，法典的核心是财产关系，即所有制问题。恩格斯说，它把在消灭了封建专制主义之后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法律语言，他把这部法典称作“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这部法典虽然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但他并未直接参与法典的制定，原因是他正四处征战，无暇顾及，只是下令而已。这个误解同法国史书对拿破仑辉煌战绩的片面描述以及法国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对他赫赫战功的过度渲染有关。实际上，拿破仑不仅下令而且直接、积极参与了法典的制定。他于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翌年就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委员会按期完成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草案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参加了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实施。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这部法典之所以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走到哪里，就把这部法典带到哪里，他通过法典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全欧洲。拿破仑并非一介武夫，他深知，同欧洲封建同盟的殊死搏斗不仅要靠军事力量，更要靠资产阶级法律这无比锐利的武器。他为锻造了这样的武器而感到自豪。

有人认为拿破仑是个实用主义者，对理论一窍不通，因此《拿破仑法典》只是一种法律工具，根本没有理论价值。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于法国，革命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特别是1660年还发生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比英国晚100多年，但比英国更彻底，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准备更充分，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时期准备了数百年。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在法国，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也就表现得更成熟，《拿破仑法典》就是明证。

古代书画以纸或绢为载体，因而也被称为“纸绢画”。不同时代的纸绢会自然而然带有该时代造纸或丝织工艺的特点。

绢是一种平纹组织的丝织物，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最初用生丝织造，质地比较粗疏；通过捶压等整理工序，生绢可以变成密度较大、坚韧挺括、平整均匀的熟绢，这种工艺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于丝织业发达的山东一带。从实物和文献记载看，初唐以前书画都用生绢，经纬间并不十分精密，很难画得精细入微。这种生绢直至晚唐仍在使用，韩愈《桃源图》“生绡数幅垂中堂”中的“生绡”就是生绢。盛唐时期，画家开始使用洁白如银、质地平滑的熟绢，材料加工的进步，为丹青与水墨画风的细密精丽提供了保障。不过以生绢作画仍很流行，张僧繇、阎立本等人的画作都用生绢。

五代绘画用绢极粗，质地如布。宋人绘画用绢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画家所用的质地稀薄的绢，一种是为满足宫廷书画需要而特别制作的“细密如纸”的院绢。宋徽宗《听琴图》用的应该就是院绢，质地细密，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千年后仍洁白如新。

绢有一定幅宽，这是丝织工艺和政治制度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工艺角度而言，古代的绢都是人工织成的，绢的幅宽和织布人的肩宽有密切关系，幅面太宽，投梭织纬就会十分困难。从政治角度而言，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商品，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西汉之后的历代官府都实行“钱帛兼行”的政策，绢帛不仅可以输纳捐税，还可用以偿付债务、俸禄等，因而要求统一规格和质量。西周时期规定绢帛幅宽为2.2尺，约合现在的43.8厘米，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朝，但是由于尺寸变迁，绢的实际幅宽总体上呈逐代增长趋势，最宽时约合65.93厘米。唐、五代基本以1.8尺为官方标准，约合55厘米；宋代以2尺（61.44厘米）为幅宽标准。因为绢的幅面是个常数，作画人可在单幅绢面上绘制小型画；若要创作大型画面，通常采用将两幅或三幅绢面拼接起来的方法获得足够的宽度，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都画在两幅拼接起来的绢面上；范宽的《雪景寒林》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则是用三幅绢面拼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