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土族是全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自古崇尚彩虹，这里因此被称为“彩虹之乡”。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发展条件受限，贫困就如大山一样横亘在眼前。直到2015年，班彦村的129户人家依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严重缺水、交通闭塞，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正是脱贫攻坚，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村民们在山上住的是土坯房，风蚀雨侵、烟熏火燎，连墙面都成了炭黑色。如今，班彦新村紧邻省道，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步行10多分钟就可以到镇卫生院，小学就在旁边，幼儿园有校车接送小孩，镇中心学校也只有两三公里远……后顾之忧少了，村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高了。通过组织烹饪、电焊、开挖掘机等专项培训，2018年全村就有67人外出务工。

山大沟深、土地瘠薄，对于祖祖辈辈困守在这里的班彦村民而言，有些人一辈子都盖不起新房。实施易地搬迁，一下子把他们挪穷窝和盖新房这两个“最大的包袱”给解决了。搬迁后，班彦新村实施了村道硬化、村庄亮化、文化广场、人畜饮水、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补齐了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的短板，解开了脱贫的“死结”。2018年，青海省将班彦新村纳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传承保护规划》，投入专项资金扶持民族特色发展项目。“十年九旱，靠天吃饭”，这是过去班彦村的真实写照。搬下山后，在各级政府帮扶下，村集体经济“破零”，产业扶持资金到户到人，全村初步形成多元增收渠道。依托当地特有的八眉猪品牌，给每户在集中养殖区配套建设了36平方米的猪舍。全村八眉猪存栏最多时超过1200头，户均年可增收3000元，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户均年收益2500元。

土族盘绣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没有渠道与市场对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变不成收益。2018年班彦新村组建土族盘绣合作社，并与知名电商合作，使盘绣逐渐成为民族特色产业，带动了全村145名妇女就业，有的绣品还远销国外。由于长期受贫困困扰，过去村民们对奔好日子缺乏信心，驻村干部介绍，脱贫攻坚实施之初，“扶起来立不住，立住了走不动”的现象比较突出。驻村干部积极推进建章立制、移风易俗，以扶促教、以教助扶，引导村民实现从“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的观念转变。搬迁前，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般都在15万元以上，因婚致贫比较多，搬迁后，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加以引导，彩礼少了一大半，在2019年的“班彦感恩纪念日”上，村里还增设了“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脱贫光荣户”表彰等活动。

在搬迁过程和产业发展中，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严格按照程序，始终公开、公正、公平地实施房屋分配、项目推进、资金收益分配等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重大事项。用真心真情换取信任。全村47名党员，都积极参与农民讲习所的宣讲和每月一次的“固定党日”活动。村干部普遍感到，只要增强组织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带动作用，就能融洽干群关系，把村里的每项工作做好。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土族是全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自古崇尚彩虹，这里因此被称为“彩虹之乡”。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发展条件受限，贫困就如大山一样横亘在眼前。直到2015年，班彦村的129户人家依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严重缺水、交通闭塞，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正是脱贫攻坚，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村民们在山上住的是土坯房，风蚀雨侵、烟熏火燎，连墙面都成了炭黑色。如今，班彦新村紧邻省道，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步行10多分钟就可以到镇卫生院，小学就在旁边，幼儿园有校车接送小孩，镇中心学校也只有两三公里远……后顾之忧少了，村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高了。通过组织烹饪、电焊、开挖掘机等专项培训，2018年全村就有67人外出务工。

山大沟深、土地瘠薄，对于祖祖辈辈困守在这里的班彦村民而言，有些人一辈子都盖不起新房。实施易地搬迁，一下子把他们挪穷窝和盖新房这两个“最大的包袱”给解决了。搬迁后，班彦新村实施了村道硬化、村庄亮化、文化广场、人畜饮水、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补齐了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的短板，解开了脱贫的“死结”。2018年，青海省将班彦新村纳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传承保护规划》，投入专项资金扶持民族特色发展项目。“十年九旱，靠天吃饭”，这是过去班彦村的真实写照。搬下山后，在各级政府帮扶下，村集体经济“破零”，产业扶持资金到户到人，全村初步形成多元增收渠道。依托当地特有的八眉猪品牌，给每户在集中养殖区配套建设了36平方米的猪舍。全村八眉猪存栏最多时超过1200头，户均年可增收3000元，与相关企业合作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户均年收益2500元。

土族盘绣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没有渠道与市场对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变不成收益。2018年班彦新村组建土族盘绣合作社，并与知名电商合作，使盘绣逐渐成为民族特色产业，带动了全村145名妇女就业，有的绣品还远销国外。由于长期受贫困困扰，过去村民们对奔好日子缺乏信心，驻村干部介绍，脱贫攻坚实施之初，“扶起来立不住，立住了走不动”的现象比较突出。驻村干部积极推进建章立制、移风易俗，以扶促教、以教助扶，引导村民实现从“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的观念转变。搬迁前，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般都在15万元以上，因婚致贫比较多，搬迁后，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加以引导，彩礼少了一大半，在2019年的“班彦感恩纪念日”上，村里还增设了“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脱贫光荣户”表彰等活动。

在搬迁过程和产业发展中，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严格按照程序，始终公开、公正、公平地实施房屋分配、项目推进、资金收益分配等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重大事项。用真心真情换取信任。全村47名党员，都积极参与农民讲习所的宣讲和每月一次的“固定党日”活动。村干部普遍感到，只要增强组织凝聚力，发挥党员的带动作用，就能融洽干群关系，把村里的每项工作做好。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障法律法规贯彻施行的重要手段。《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的体现，亦是巩固行政执法领域重大改革成果的体现。《行政处罚法》于2019年10月形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多次征求国务院部门、各省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以及基层立法联系点、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意见。2020年6月委员长会议将《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2020年10月再次审议，2021年1月22日三审通过。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于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增加综合行政执法制度，推动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执法力量分散问题，规定国家在特定领域推行建立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第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一是丰富行政处罚种类、完善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延长追责期限。二是完善执法程序，将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明确纳入《行政处罚法》。三是明确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非现场执法和行政处罚信息化，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体现便民原则，强化当事人的陈述、归辩等权利保护等等。

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