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粉到花生，让人类产生过敏变态反应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变态反应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变态反应”这一术语是儿科医生冯·皮尔凯和贝拉·锡克在20世纪首先提出的。几乎同一时期，“过敏症”使生理学家查尔士·里歇声名远播并荣膺1913年诺贝尔奖。此后多年，变态反应研究始终将过敏视为一种病态或障碍，极少有科学家探询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严重而有潜在危险的免疫反应，更不用说免疫系统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对貌似无害，却经常充当过敏原的物质作出反应。

20世纪60年代有关多细胞真核寄生物引发免疫反应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如果受到蠕虫这种寄生虫的感染会导致高含量免疫球蛋白E的生成，而引起变态反应的正是这一抗体。从那时起，有种观点盛行不衰：在进化中，人体为抵御寄生虫，发生变态反应，却把免疫反应的目标弄错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吉·普罗菲特在1991年对变态反应作出了一种非主流理论解释。她推测，在进化中，变态反应的形成是为了启动免疫系统，保护我们不受环境毒素（例如有毒的植物化学物质和毒液）的伤害。过敏原在多数人看来是无害的，但有很多事实上就是毒素。所以，与其把变态反应看成对蠕虫目标锁定有误的反应，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有益的反应，目的在于防御环境中的有毒物质。

虽然“毒素假设”至今仍不受生物医学界重视，但是其仍有一定合理性。首先，流鼻涕等过敏症状可以理解为身体力求摆脱过敏原的一种尝试，类似于食物和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引起类似的驱逐反应。其次，变态反应往往发生在接触毒素后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与需要一定时间方才显现的蠕虫感染相比，有一定差异。此外，患有过敏症的人常对过敏原变得极度敏感，环境中稍有微量便立即反应。考虑到对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反应都不能如此灵敏，对蠕虫表现得如此敏感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了。最后，充当过敏原的物质多种多样。“蠕虫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物质都能造成变态反应，但“毒素假设”却预料到这些过敏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造成伤害的能力。“毒素假设”也无法直接解释面对环境中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过敏原，肌体为什么有时候会作出如此严重的、潜在致死的过敏反应。

过敏症的多数患者会发现，变态反应可能有益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反应的好处可能类似于疼痛的好处：疼痛固然给人带来不快，但这种不快会帮助我们避开损害我们肌体的环境原，从而使我们更有幸存的可能。

地质纪年的名字和分类方法经常改变，不同年代的时间界限也飘忽不定。这有的是因为年代的重新定义，有的是因为测年方法不同，还有的是因为世界不同地方的研究者以不同的岩石作为同一年代的界标，导致具体时间界限存在争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质学家们使用“金钉子”来作为公认的固定界标。

1869年，美国首条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这条铁路对美国的发展意义极其深远。为了纪念铁路的修建，在铁路竣工时钉下了最后一颗由黄金制成的道钉。这枚“金钉子”成为美国铁路划时代的标志。地质年代的分界线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金钉子”被借用到地质学中。“金钉子”正式名称叫“全球层型剖面和层型点位”，有资格被称为“金钉子”的地方，是标志地质年代分界线的代表地点。这里的岩石和化石，记录了某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地质事件。“金钉子”由国际地层委员会提名，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审核批准。“金钉子”一旦钉下，这个地点就成为某一地质时代分界点的唯一道标，即使对这里的岩石年龄测算结果发生改变，它的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

1972年，第一颗“金钉子”被钉在捷克，这里发现了非常好的笔石化石。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分界。但“金钉子”系统发展缓慢，在发布1989年版的地质年代表时，从寒武纪到现在的91个重要的地质年代分界点，钉上了“金钉子”的不到15个。

从1999年起，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有时候决定“金钉子”落点的不仅仅是科学，比如二叠纪到三叠纪分界的“金钉子”，虽然喀什米尔和伊朗也有地质记录上合格的地点，但这些地方太难到达了，不利于科学研究，于是中国浙江省长兴煤山地质剖面胜出。

现在全球的“金钉子”已经超过50颗。科学家希望，能尽快把过去6亿年来的重要地质分界都能钉上“金钉子”。但越是古老的年代，“金钉子”候选地点就越难找，因为越古老的石头越稀有，那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大化石。如前所述，前寒武纪时期的多数年代界限是人为划定的，并没有地质根据，也就谈不上钉子。2004年，在澳大利亚钉下了前寒武纪的第一颗“金钉子”，它标志着6亿年前覆盖地球的冰河年代的结束，以及埃迪卡拉纪的开始。这就是标准放宽的结果――关于埃迪卡拉纪的地质和生物事件，并没有全球普遍存在的记录。

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我们总会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这样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最近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时，它反而可能有问题。他们将此称之为“一致性悖论”。

研究者以证人指认犯人为例研究了一致性悖论，发现在辨认嫌疑人过程中，系统偏差可能来自多种心理偏差，如警方给证人展示照片的方式、证人自身的个人偏见等。而研究者发现，哪怕是细小的偏差都会对最终的整体结果产生极大影响。具体来讲，即使在1%的辨认过程中施加偏差，如暗示某人是犯人，最终当3个以上的证人意见一致时，他们的意见就不再可靠。有趣的是，如果_______，那么其他证人正确的概率反而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用数学中的贝叶斯分析来说明。以扔硬币为例：如果我们有一枚硬币，扔到正面的概率为55%，而非普通硬币的50%，只要扔的次数足够多，就会发现正面向上多于反面向上的次数，进而发现这个硬币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投掷结果中正面向上的次数显著多于反面向上时，就会意识到出问题的是硬币，而非概率定理。同样，根据概率定理，很多证人同时得到一致结论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更有可能的是系统出了差错。

在警方组织的嫌疑人指认中，指认同一个人有罪的证人数目越多，这个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就越大。然而，这只适用于没有任何系统偏差存在的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中，当指认同一个人为犯人的证人数目增加到一个值以后，该嫌疑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反而会下降，最终与随机指认毫无差别，且系统偏差越大，概率下降得越早。比方说，如果你让证人完成一项较为容易的任务，比如从一堆香蕉中找出一个苹果，所有人都几乎不会出错，多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就可能出现，而指认犯人要比在一堆香蕉中找到苹果复杂得多。模拟显示，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高达4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证人同时指认一个人为犯人的概率就相当低了；但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多个证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在法律领域之外，一致性悖论还有很多用武之地，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加密技术。数据加密通常通过确认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否为质数来进行，这个判断过程的错误率要达到非常低才行：低于2的负128次方才可以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差错就是计算机故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宇宙射线会导致电脑将一个合数误认为质数，毕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只有10的负13次方——但要注意，这个概率要大于我们所要求的误差（2的负128次方），所以这类误差主导了整个过程的安全性。正因于此，加密协议所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实际的过程就越容易受计算机故障影响。

一致性悖论虽然听起来违背直觉，但研究者解释，一旦我们了解了足够的信息，就能理解它了。

《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采集蝴蝶标本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非常流行。英国大蓝蝶的标本很受欢迎，它不很大，也不很蓝，并不特别美丽，但数量稀少，且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荒野。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大蓝蝶被制作成标本。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有人呼吁保护它。进入汽车时代，到大蓝蝶栖息地更加方便，有的地方的大蓝蝶已经绝迹，保护更为迫切。1930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大蓝蝶保护区。九年之后，保护区内的大蓝蝶种群灭绝了。此后，虽然保护区越来越多，但是大蓝蝶的数量越来越少。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有数万只大蓝蝶，到1972年只剩下300多只。1975年，英国通过《野生动植物保护法》，首次把大蓝蝶列为法定保护对象，但已无济于事。1979年，英国最后一只大蓝蝶死去。这是为什么呢？

每年六、七月间，是英国大蓝蝶飞翔的季节。大蓝蝶成虫的寿命只有四五天，在短暂的生命结束前，雌大蓝蝶必须找到合适的百里香产卵。百里香必须是生长在红蚁巢的边上，而且含苞待放。卵被产在百里香的花蕾里。一两周后，大蓝蝶幼虫孵化出来，就以花为食，大约两周，在蜕了三次皮后，幼虫掉到了地上，等待红蚁。幼虫靠分泌蜜汁吸引红蚁。红蚁将其带回蚁巢，为了得到蜜汁，它会用触角拍打它。蜜汁分泌完时，幼虫就有生命危险，这时它会像红蚁幼虫那样蠕动，发出红蚁的气味和声音，让红蚁误以为它是蚁巢中的一员。

大蓝蝶幼虫要在蚁巢中整整待上十个月，不仅能躲避天敌，还以红蚁的卵和幼虫为食。但是大蓝蝶幼虫仍然面临重重危险。红蚁蚁后会误以为它是一只以后也将变成蚁后的超级红蚁幼虫，而让工蚁杀死它；如果蚁巢规模太小，或者又来了另一只大蓝蝶幼虫，食物不够，最终也会饿死。

但红蚁本身对生活环境也有要求：它们喜欢温暖，在朝南向阳的山坡筑巢，地面上草的高度最好只有2~3厘米，因为草太高会遮住阳光，蚁巢温度太低，红蚁幼虫会冻死。当大蓝蝶的栖息地被划为保护区后，禁止烧荒、放牧，野草疯长；本来还有野兔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草的生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入侵英国，使野兔的数量锐减99%。草越长越高，大蓝蝶依赖的红蚁迅速消失，被另一种较耐寒的红蚁取而代之。这种红蚁也喜欢吃蜜汁，但它们能识破伪装，将大蓝蝶幼虫杀死。等到草皮高度超过10厘米，连百里香也难以生长、繁殖了，等人们发现这一奥秘，已经太迟了，英国大蓝蝶灭绝了。

为了让大蓝蝶再次飞翔，英国逐渐恢复了52处百里香草地，并通过割草、放牧控制草皮的高度，红蚁数量随之上升。1983年，大蓝蝶被从瑞典带到英国。到2008年，已有上万只。大蓝蝶成了第一个成功获得重生的濒危蝴蝶物种。

美国科学家们近日首次拍摄到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人体内的扩散，他们发现HIV病毒以一种先前未知的方式从感染细胞转移到健康细胞。这是科学家们在了解HIV扩散过程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感染HIV病毒的克隆分子，并将一个蛋白插入其遗传编码，此克隆病毒暴露在蓝光下即可发出绿光。这使科学家们可在数字视频设备上看到这些细胞，并捕获感染HIV的T细胞与未感染细胞进行互动的方式。他们指出，当被感染细胞接触到健康细胞时，它们之间就会建立起一座称为病毒突触的“桥梁”。这样，研究人员就能观察到绿色荧光病毒微粒向突触移动并进入健康细胞。

此项研究揭示，病毒蛋白正是这样通过突触聚集而进入未感染细胞的。本研究的研究人员称，此项发现或许可以解释艾滋病疫苗的开发为什么至今都不太成功，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创建出对抗HIV和艾滋病的新治疗方案。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对此种转移模式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有机会搞清楚如何来阻断HIV和艾滋病的扩散。”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相信，HIV主要通过自由流动粒子在身体内进行扩散，这些粒子可将自身附着在一个细胞上，接管其复制机制，然后制作出自己的诸多副本。2004年，科学家就发现，HIV在细胞间的转移可通过病毒突触发生，但是他们无法了解为何这一过程在病毒扩散中如此有效。基于此，以前开发HIV疫苗的努力都集中在启动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自由流动病毒蛋白。

新的视频显示，HIV可通过在细胞间直接转移来规避识别。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在开发可帮助免疫系统识别含有病毒突触格式蛋白的疫苗及以突触形成所需因子为靶标的抗病毒药物。他们认为，经由病毒突触的“T细胞——T细胞”直接转移是HIV病毒感染的一个高效途径，这也许是最主要的传播模式。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