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我国统筹开展交通扶贫和“四好农村路工作”，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服务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2007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2296亿元，增长25.5％。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1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1％。

一季度，各月份收入规模均在3000亿元以上，分别完成4843亿元、3156亿元和3285亿元。收入增幅均在20％以上，分别增长27.6％、25％和23.2％，月度收入的均衡性为近年最好水平。

前2个月，与工业增值税对应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8.5％，相应地，一季度工业增值税完成3102亿元，同比增长19.7％；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4.3％，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建筑安装业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增长35.3％；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同比增长24％，相应地，一季度，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完成1419亿元，同比增长27％；汽车市场销售形势较好，前2个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25％，一季度车辆购置税完成204亿元，同比增长28％。

一季度，地方各税共完成6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45亿元，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7个百分点，其中，资源税在去年政策调整以及加强源泉控管的带动下，完成64亿元，同比增长33％；由于房地产市场供需两旺以及各地税务机关加强对土地增值税预征和清算的征管力度，土地增值税完成88亿元，同比增长85.2％；城镇土地使用税增长势头也比较好，完成46亿元，同比增长37.3％。

一季度，东、中、西三大地区呈现全面较快增涨态势，西部增长领先。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完成79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9％，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0.2％；中部地区税收收入完成1762亿元，增长24.6％，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5.6％；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完成1601亿元，增长29.8％，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4.2％，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云南省126个农业县市中仍有73个国家扶持工作重点县，占全国重点扶贫县市总数592个的12.33%。根据“五普”资料显示，73个贫困县总人口为2208.6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236.01万人的52.14%，其中男性1162.73万人，女性1045.96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1.16，高于全省110.06水平。这些贫困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仅为8.08%，大大低于全省14.71%的平均水平。这73个国家重点扶持县，人口和土地面积均占全省一半以上，但是经济指标在全省只占很小份额，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省总量的26.1%，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总数的15.8%，从人均指标看，与全省总体水平相比，差距也是很明显的。2000年，73个国扶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479元的71.2%，人均GDP2235元，仅为全省人均GDP的48.2%。贫困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很低。73个贫困县总人口占全省人口一半强，而大学本科人数仅占全省的10.80%，而小学文化人口占到了全省总数的55.15%。贫困地区人口一般文盲率为19.02%，比全省一般文盲率15.44%高出3.58个百分点。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33年，而贫困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69年，勉强达到小学毕业水平。73个国家扶持重点县中，未工作人口共有216.28万人，其中，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口有64.33万人，占未工作人口的29.7%，正在找工作的有10.25万人，占未工作人口的4.74%。丧失工作能力和工作难找导致的贫困人口占有相当的比重。

2015年，某市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48.12亿元，比上年净增加23.69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7.5%。其中，民营经济增加值335.24亿元，外商经济增加值11.84亿元，港澳台经济增加值1.04亿元，分别比“十一五”末（2010年）增长104.3%，162.9%和147.4%。

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之比由上年的9.5：57.7：32.8调整为9.4：57.9：32.7，与“十一五”末相比，第一、三产业比重下降了3.9和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7.4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占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比重为47.3%，比“十一五”末提高了7.8个百分点。

据2006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4980万人，比上年增长1.67%。其中，男性人口2511.4万人，女性人口2468.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0.43%和49.57%。全年出生人口50.78万人，出生率为10.29%；死亡人口26.75万人，死亡率为5.42%。

据对全省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和9.3%。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6.4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0.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55.6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0.6平方米。

全年全省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人数96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7.6万人；企业实际缴费人数722万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8.2亿元，支出192.3亿元，累计结余453.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9亿元，基金支付能力稳定上升，支付能力达26个月。参加失业保险人数504.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3.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730.6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4.2%；工伤保险参保人数60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33.3%。

新型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深化完善。全省已有城乡低保对象62.9万人，其中城镇8.9万人，月均补助145.5元/人；农村54万人，月均补助72.3元/人。年末全省各种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拥有床位10.69万张，收养人员7.56万人。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92%，城镇“三无”集中供养率98%。现有1500多个乡镇（街道）和2.7万个社区（村）建立了社会救助综合管理服务机构，分别占总数的98.6%和73.4%，社会救助工作人员3.8万名。

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能“摄取灵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由此吸引了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在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直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关于照相馆运营的论述，其中在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方面，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照相馆的名字最初多包含“昌”“泰”“福”等字，而且照相馆专注写实，主要拍摄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以及团体合影，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与中国传统意蕴的同进，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出现“派拉蒙”“维也纳”等馆名。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大量明星、权贵肖像进行商业销售，并在大众出版物上刊登，在普及通讯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现代化。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在拍完照片进行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改革开放后，乃至数码技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