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Go（阿尔法围棋程序）总体上由两个神经网络构成，以下把它们简单称为“两个大脑”。这只是一个比喻，在对弈时，这两个大脑是这样协同工作的：第一个大脑的简单模式会判断出在当前局面下有哪些走法值得考虑。第一个大脑的复杂模式通过蒙特卡洛树来展开各种走法，即所谓的“算棋”，以判断每种走法的优劣。在这个计算过程中，第二个大脑会协助第一个大脑通过判断局面来砍掉大量不值得深入考虑的分岔树，从而大大提高计算效率。与此同时，第二个大脑通过下一步棋导致的新局面的优劣也能给出关于下一步棋的建议。最后，两个大脑的建议被平均加权，做出最终的决定。

其实，这两个大脑的工作方式确实和人类很相似，一个__________细部，一个__________全局。但AlphaGo最终结合两者的方式相当简单粗暴：让两者各自评估一下每种可能的优劣，然后取一个平均数，这可绝不是人类的思维方式。

对人类来说，这两种思考问题方式的结合要复杂得多——不仅仅在围棋中是这样。人们并不总是同时对事态做出宏观和微观的判断，而是有时情绪、心理和潜意识的应激反应。这当然是人类不完美之处，但也是人类行为丰富性的源泉。

为什么要让人工智能去下围棋？有很多理由。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是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智能的本质。

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在过去十年里跃进式的发展，确实让人工智能做到许多之前只有人脑才能做到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接近了人类。而且吊诡的是，人工智能在计算能力上的巨大进步，反而掩盖了它在学习人类思维方式上的短板。和国际象棋中的深蓝系统相比，AlphaGo已经和人类接近了许多，深蓝仍然依赖于人类外部定义的价值函数，所以本质上只是个高效计算器。但AlphaGo的价值判断是自我习得的，这就有了人的影子，而且AlphaGo的进步依赖于海量的自我对局数目，这当然是它的长处，但也恰好说明它并未真正掌握人类的学习能力。一个人类棋手一生至多下几千局棋，就能掌握AlphaGo在几百万局棋中所训练出的判断力，这足以证明，人类学习过程中还有某种本质是暂时无法用当前的神经网络程序来刻画的。

这当然不是说AlphaGo应该试图去复制一个人类棋手的大脑，但是AlphaGo的意义也不应该仅仅反映在它最终的棋力上。它是如何成长的？它的不同参数设置如何影响它的综合能力？如果有其他水平相当的人工智能和它反复对弈，它能否从对方身上“学到”和自我对弈不同的能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恐怕比单纯观察它是否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人类重要得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常被国内外学者用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则倍受关注。以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开通为标志，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变化。那么，高铁开通将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铁开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主要表现为：对于部分需要兼顾父母与子女照料的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选择劳动区位时往往会产生父母与子女因高房价不能同自己一起进入发达地区的顾虑，___________________。在交通效率不高的时代，部分高技能劳动力由于无法解决家庭照料和异地就业之间的矛盾而放弃在发达地区的异地就业行为。但是，高铁的出现将缓解这一矛盾，相对于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高铁最大的特点就是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这一“时空压缩”效应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随时来往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兼顾家庭照料与异地就业。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而言，由于高铁的高价特征，其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有所差异。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其在出行时选择高铁出行的概率要远低于收入较高的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对高铁的需求弹性差异使得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

人力资本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不仅促进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也加速了传统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了由部分发达地区转移的传统产业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这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低技能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将提高欠发达地区低技能劳动力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此外，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存在一定的技能互补性。当高技能劳动力受到高铁开通影响加速向发达地区集聚时，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较小。这会使得发达地区出现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也将相对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横空出世”到随后的“星火燎原”再到近几年的“穷途末路”，小灵通终于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在表面上，小灵通占用了TD的频段，随着3G的启动，小灵通必然因为频段的清理而被“清退”；从深层看，其根本原因则是原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现在的中国联通）都已经获得了移动牌照，在其他通信技术的竞争压力之下，小灵通唯有选择主动退出。对于中国通信业，因为小灵通既不属于“手机”，也不属于固定电话，它的退出，将意味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通信时代”的终结；对于消费者，小灵通更是打破移动资费垄断坚冰的一把利斧，凭借绿色环保，尤其是费用低廉的双重优势，它迅速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到目前为止，小灵通在农村三、四级市场仍然拥有较高的占有率，2006年，小灵通用户突破9000万，逼近1亿，达到历史最高峰。此后，随着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功能替代的加强，小灵通的迅猛增速“戛然而止。”随着移动资费的明显下降，小灵通费用低廉的优势不再明显，同时，由于电信和网通逐步停止对小灵通的投资更新，其服务质量也开始下降，加上无法漫游的先天性不足，它的局限性日益突出。2008年的电信重组和3G发牌，让中国电信和原中国网通正式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移动牌照，小灵通-这一曾经代表了中国电信发展移动业务冲动的特定通信产品也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是探索治理“城市病”的一种尝试。某市A区于2016年建立了“区级指挥、部门共治、街道统筹”三级响应的城市综合管理体系，并创新管理格局。区级层面，组建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作为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专业部门层面，建立区委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委城管工委）和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城管委）合署办公。区委城管工委作为区委派出机构，负责城管系统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相关工作。区城管委是区政府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本区城市环境建设、环境秩序整治工作，负责本区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交通水务等行业管理工作。在街道层面，各街道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成员单位由城管、公安、食药、安监、环保、工商、交通、消防等常驻单位和住建委、文委、司法、规划、国土、质监、国税、地税、卫生和人口计生等派驻单位构成。日常运作中，在不改变各部门职能、职责、权限的基础上，统筹行政审批、应急处置等任务；常驻单位抽调业务骨干，驻街开展综合执法，否则不得列入处级后备干部；挂牌部门与街道建立联络员制度。实施“区考核块、块考核条”，考核结果与单位绩效和被考核人选拔任用挂钩。加强与驻区单位的联络，搭建议事协商机制，通过社情恳谈会、楼委会、社区工作者、专职协管员、志愿者等加强社会参与。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