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6273.1亿元、8426.8亿元、978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11.9%、12.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1762.9亿元、4900.9亿元、482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13.1%、14.5%，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3.0个百分点；沿海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652.9亿元，同比增长14.2%，增幅比全省平均高2.7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工业用电量分别为1683.1亿千瓦时、400.7亿千瓦时、539.6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4%、5.3%、10.8%，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4.8个百分点；沿海地区工业用电量38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8%，增幅比全省平均高7.8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4299.4亿元、4988.8亿元、622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0%、20.1%、22.4%，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2.4个百分点；沿海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87.0亿元，同比增长21.4%，增幅比全省平均高1.4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503.2亿美元、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0.4%、4.8%；苏北进出口总额191.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增速比全省平均低11.0个百分点，沿海地区进出口总额306.8亿美元，增速比全省平均高8.7个百分点。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国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对城镇居民生活小康标准5个方面12项指标进行监测显示：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4.3％。在12项小康指标中有10项达到或者基本达到小康初始水平。但是还有两项指标，即文化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小康标准有一定差距。从5个方面来看，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和人口素质3个方面小康实现程度已经达到100%；精神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2个方面指标分别只达到86.7%和75.6%。各地区城市小康实现程度也存在较大差距。三大地带相比，1998年实现程度综合得分仍然差异较大，中、西部比东部分别低7.9个百分点和12.97个百分点。但与1996年相比，东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由91.87%下降到91.70%；中、西部实现程度分别由79.8%和74.4%提高到83.80%和78.7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营报告》披露：2015年末，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22.1万个，从业人员379.0万人，资产总额174.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1.8%、12.6%。分地区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加快，从业人员和资产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同比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1.0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