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我们通过研究索引的________________，可以获得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种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职官年表，可以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可以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知识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城市是纯粹的人为产物，大部分由混凝土组成，环境干燥，人来人往，污染严重。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还有物种能平静地生长。

不过，近年来科学家观察到，一些物种具有惊人的能力，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具有活力、能迅速定居的机会主义物种。

以乌鸦为例：直到1990年代初，城市里还没有乌鸦。

但现在它们已经大举进攻，甚至成为城市公害：巴黎的乌鸦毁坏垃圾箱，欺侮行人。其他鸟类也被易得的食物所吸引，适应了城市生活，比如：麻雀、椋鸟、喜鹊、田鸫、鸽子。哺乳动物也不例外：从獾到麝鼠、松鼠，甚至还包括赤狐。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劳拉•福特尔（Laura Fortel）在2014年夏天指出，里昂市区和市郊的蜜蜂种类已接近全法蜜蜂多样性的三分之一。

植物方面，状况同样惊人。城市生态学家已在巴黎发现一千多种野生植物（聚合草、芝麻菜、兰花、蒲公英、荨麻……）。

随着时间流逝，混凝土周围必然生成了一种新生活。

鸟类学家贝尔纳•卡迪乌（Bernard Cadiou）发现，几十年间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城市海鸥：“1990年起，自然界的海鸥数量每十年减少一半，城市里的海鸥却仍在增加，并且离海岸越来越远。在巴黎，它们生活在城市群岛中，每片房屋就是一个小岛。城里的一切条件都更加优越：垃圾箱、家庭废品，有时在中心广场或公园里还能找到蚯蚓……人类已为它们造好了避风港。”

动植物群落就这样在城市里安居下来。更妙的是，它们还在城市开发了新的组织策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的保护生物学家罗曼•朱利亚（Romain Julliard）强调：“动物的可塑性使它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

这种可塑性也使得动植物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必再筑巢——电梯装置、通风管道或一片屋顶都可为许多动物提供理想的居所。这位学者描述说：“在乡村，绿头鸭通常在地面筑巢，城市里则在高处栖息。”

食物易得，物种多样性较少，这都抑制了种间的敌对行为，也限制了捕食关系。和平化进程的结果是一些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寿命延长：“在城里，乌鸫寿命能比在乡村长两年。”

另一突出现象是：动物开始定居，减少迁徙行为。这是由于城市的微气候比乡村更暖，适于过冬。“城市茧居”同样更加普遍。繁殖季延长，亲缘联系增强：“城市乌鸫的繁殖期比乡村乌鸫早开始一至四周，夏季幼鸟离巢的时间也晚一个月。”

生态学家菲利普•柯莱若确认：“动物随着城市改变。我们甚至在巴黎地铁里见到蟋蟀以烟草和香烟过滤嘴为食！”红隼的捕猎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不再捕食鼩鼱和田鼠，而是食用麻雀和大型昆虫。

生态学家娜塔莉•玛冲研究了植物界的情况。 “所有人类活动都对植物种类构成有影响，植物采取针对城市环境的特殊行为。”城市里的雏菊更能耐受踩踏，蒲公英更倾向于在近处散播种子，使之能够享有珍稀的可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