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8日，上海浦东新区上线了升级版的城市大脑，该版本将此前涉及经济治理104个场景、城市治理50个场景和社会治理11个场景进行了整合集成，形成了10类57个整合场景。在物业管理场景中，升级后的城市大脑可以通过视频捕获智能识别楼道充电、飞线充电行为，发现后即通过平台推送物业公司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即通过区城运中心指挥平台推送城管、公安、消防等部门进行执法处置。
同时，城市大脑还会推送居委会、业委会，通过召开“三会”等方式，商议建设集中充电设施来缓解充电矛盾，实现治理全流程无缝衔接；推动各方业务流程精准衔接，建立高效联动响应机制，通过村居“微闭环”、街镇（片区）“小闭环”、部门“中闭环”、政府市场社会“大闭环”，实现智能发现、自动派单、管理闭环、高效处置。2020年12月，浦东城市大脑升级版启动上线试运行，7个全面融合经济、社会、城市治理要素的智能化场景深化整合后投入实战运行。近年来，浦东围绕重大风险防范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创新探索，从以“城市大脑”为基础的城市治理创新到以“家门口”服务体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创新，超大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日趋完整。
场景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精的过程背后，是浦东打破部门之间、条线之间、层级之间职责壁垒。其中，垃圾分类应用场景就是一个典型。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以来，浦东作为特大型区，面临产生点位多、收运覆盖面广、全程分类体系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城市大脑通过物联感知设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监测，从源头收集到中转运输和末端处置全过程智能发现小包垃圾、跑冒滴漏等管理顽疾，整合集成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物业公司和收运企业等市场主体，居委会和志愿者等自治共治组织在内的各方力量，实现治理需求和资源、制度供给高效衔接。如今垃圾分类场景已经将浦东新区全区2662个住宅小区、337个行政村、2441个垃圾产生单位、43627个沿街商铺、91个小压站、12个中转站、4个处置场全部落图管理。
在养老服务场景中，浦东新区共有120多家养老机构，2万6千多个养老床位，传统管理按照部门“单打独斗”和人工管理模式，监管难度很大。此次城市大脑通过深化整合，针对养老机构共制定出38个治理要素，其中城市治理分成场所、设备两大类7个要素，经济治理要素分成人员、资金、制度、证照、经营五大类20个要素，社会治理分成信访舆情、紧急救助、防疫管理等三类5个要素。这明确了行业监管范围和职责边界，推动各方治理职责全覆盖衔接，缺位的完善补位，交叉的优化协同，在党建引领下，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

2009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狭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22.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2.4%；流通中现金余额为3.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8%。

2009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1.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59.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2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0.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6万亿元。

2009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8.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978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455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4.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5511亿元。

2009年，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6658亿元，比上年增加1355亿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A股99只，筹资206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95亿元；A股再融资筹资15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60亿元。

2009年，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113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8.8%。其中，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7457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原保险保费收入804亿元，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376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3126亿元。其中，寿险业务赔款及给付1259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281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及给付1576亿元。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