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上，问卷通过多选题型考察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趋向，大学生喜欢的十类文化排序分别是：传统经典文化、现代文化、古代文化、民间民族文化、通俗流行文化、异国文化、全球共同文化、宗教文化、前卫(超前)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知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态势，大学生既热衷于现代文化，也保持对传统经典文化最浓厚的兴趣，只有小部分的大学生自认比较喜欢前卫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在考察法律意识方面，问卷主要通过考察公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来反映公民的法律意识。问卷设定了三种纠纷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遵循法律和政策规定解决”)、行政途径(“找单位和领导帮助解决”)和武力途径(“通过恐吓、武力或其他施压方式解决”)三种，大学生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选择情况分别为67.6%，28.9%，3.5%。应该说，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采取武力途径解决纠纷。在法律常识方面，大学生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认识高达91.2%，在对我国已经颁布的部门法的了解上，选择“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婚姻法”的分别为：96.7%、94.7%、93.7%、89.8%、95.1%，几乎都在90%以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维护法律。

在知识产权方面，93%的被调查者知道“世界知识产权日”，76%的被调查者明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现在是从‘制定’转入‘实施’”，48%的被调查者关注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大学生在科学意识方面，大学生自认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选择“按他人意志办事”的仅占6.3%，选择“据自己兴趣办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占45.6%、48.1%。而对“科学发展观”，表示“明确知道”的占35.7%，表示“知道一些，不太明确”的占58.6%，而表示“不知道”的占5.6%。

在科学行为方面，大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考察的重点。大学生自认“很少遇到问题”的仅占22.7%，而认为“经常遇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解决问题”四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7.1%、43.4%、39.5%和37.2%。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蚁族”这一新生名词迅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词语，因为它隐喻了社会的变革发展中正在形成的重要问题，即教育在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具有的效用与价值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平等开放与普适化的教育是社会个体成员获取社会地位与资源，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青年学生通过接受教育，积累知识、技能、经验与才干等人力资本，使自己在职业变换、居住迁移、身份地位的改变等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平等社会，然而现如今“蚁族”的出现和蔓延，或明或暗地表述了另一种事实与逻辑。它反映了在当今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梯桥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和断线。

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金钱财富、权势身份以及关系网络，教育更有助于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也是社会中间阶层得以形成壮大的重要条件。但是教育的这些效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相比而言，钱财、权势和关系的向上流动效用，依赖于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需求与交换，靠的是在这样的需求与交换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①】存在着交换的可能，形成了这样的市场，他们【②】可以推动向上的流动与地位资源的获得，【③】这样的一个市场缺少合理的规则和公正的秩序。

但教育效用的实现则不仅需要有体现教育价值的和力资本的市场，更需要有掩护与保障市场公正的规则与机制。这些规则与机制包括公正开放的市场竟争规则、公平合理的收入公配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缺少了这些，教育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将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竟争能力，教育所产生的收入回报也将难以得到稳定的增加和提高，最终的向上滚动和抢位获得的功能效用将难免大打折扣，那么，在不断的社会流动五阶层重构的过程中，教育所拥有的促进社会平等、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和建构社会理想与价值的功效和用用无疑的靖然失色，以知识技能见长的新兴阶层也终将难以成为支撑起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和坚实的社会力量，对比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清醒的认识，在改进教育体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地完善和健全相关各方面市场与社会的规则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