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在大学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上，问卷通过多选题型考察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趋向，大学生喜欢的十类文化排序分别是：传统经典文化、现代文化、古代文化、民间民族文化、通俗流行文化、异国文化、全球共同文化、宗教文化、前卫(超前)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个高知群体，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态势，大学生既热衷于现代文化，也保持对传统经典文化最浓厚的兴趣，只有小部分的大学生自认比较喜欢前卫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在考察法律意识方面，问卷主要通过考察公民解决纠纷的途径来反映公民的法律意识。问卷设定了三种纠纷解决途径，即法律途径(“遵循法律和政策规定解决”)、行政途径(“找单位和领导帮助解决”)和武力途径(“通过恐吓、武力或其他施压方式解决”)三种，大学生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选择情况分别为67.6%，28.9%，3.5%。应该说，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采取武力途径解决纠纷。在法律常识方面，大学生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认识高达91.2%，在对我国已经颁布的部门法的了解上，选择“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继承法”、“婚姻法”的分别为：96.7%、94.7%、93.7%、89.8%、95.1%，几乎都在90%以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维护法律。

在知识产权方面，93%的被调查者知道“世界知识产权日”，76%的被调查者明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现在是从‘制定’转入‘实施’”，48%的被调查者关注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受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大学生在科学意识方面，大学生自认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选择“按他人意志办事”的仅占6.3%，选择“据自己兴趣办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占45.6%、48.1%。而对“科学发展观”，表示“明确知道”的占35.7%，表示“知道一些，不太明确”的占58.6%，而表示“不知道”的占5.6%。

在科学行为方面，大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考察的重点。大学生自认“很少遇到问题”的仅占22.7%，而认为“经常遇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的原因”、“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解决问题”四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57.1%、43.4%、39.5%和37.2%。

孩子的经济成本由孩子出生前后费用支出构成。

孩子出生前的有关支出，即从怀孕至孩子出生这段时期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估计平均为2685.36元。其中在孩子出生前费用比中名列前三名的是怀孕期间的营养费(38.58%)、住院接生费(26.91%)和婴儿用品预购费(23.46%)。胎教支出相对有限，只占6.03%。处于各项支出的最后一位。统计结果表明，男孩的妊娠分娩费用(3216元)要比女孩的费用(2109元)高，高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额外营养费、雇工照顾费和婴儿用品预购费上的性别差别，生男孩的母亲要比生女孩的母亲多进补289元，高出37.1%；生女孩的家庭几乎不请雇工帮忙，比生男孩的家庭少支出195元的雇工照顾费；男孩的婴儿用品预购费比女孩高出631元，是女孩的3.5倍。

孩子出生后，抚养其0—16周岁的费用为118934.45元。食品费用支出最多，为52314.68元；教育费用次之，为23615.31元；然后依次是家庭生活服务费(12651.68元)、衣着费用(11683.94元)、零花和压岁钱的支出(9876.85元)、文化娱乐活动的支出(8431.25元)、健康保险费(5216.34元)、日用品支出(4562.31元)和医疗保健费(3984.62元)。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