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前三个季度，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扭转了上半年下滑的势头，但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重点产品增长面逐步扩大。9月，重点监测的27个产品中，14个产品产量出现正增长，比上半年多了3个产品，其中计算机、显示器、彩电、数码相机绩效保持增长，手机，集成电路扭转上个月下降的势头，分别增长2.4%、4.7%。1~8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618亿元，同比下降4.8%，实现利润892亿元，同比下降21.5%，二者降幅分别比1~5月缩小了3.7，19.5个百分点，电子信息11个行业中实现利润增长的行业扩大为4个，其中通信设备、视听产品行业分别增长28.1%、6.4%，计算机、电子元件行业分别下降35.5%、29.4%，电子器件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5亿元。2009年1~9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出口交货值20329亿元，同比下降10.6%。1~9月全行业行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为57.6%，比去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1~9月，电子信息产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08亿元，同比增长17.2%，增速低于去年同期12.1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国制造业增速11.5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6273.1亿元、8426.8亿元、978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11.9%、12.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1762.9亿元、4900.9亿元、482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13.1%、14.5%，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3.0个百分点；沿海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652.9亿元，同比增长14.2%，增幅比全省平均高2.7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工业用电量分别为1683.1亿千瓦时、400.7亿千瓦时、539.6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4%、5.3%、10.8%，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4.8个百分点；沿海地区工业用电量38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8%，增幅比全省平均高7.8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苏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4299.4亿元、4988.8亿元、622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0%、20.1%、22.4%，苏北增幅比全省平均高2.4个百分点；沿海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87.0亿元，同比增长21.4%，增幅比全省平均高1.4个百分点。

2013年1-9月，苏南、苏中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503.2亿美元、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0.4%、4.8%；苏北进出口总额191.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增速比全省平均低11.0个百分点，沿海地区进出口总额306.8亿美元，增速比全省平均高8.7个百分点。

①“京味儿”，_______即北京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一提起“京味儿”具体的构成元素，许多人想到的可能仍是皇城根下胡同里传来的阵阵吆喝、四合院承载的人情冷暖、大栅栏的老字号、琉璃厂的纸墨香，还有老北京“有里儿有面儿”的讲究……这些岁月深处的印记风貌，时至今日仍然_______。
②浓郁厚重的“京味儿”，也成了北京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近年来，《什刹海》《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一系列“京剧”，在胡同生活上着墨甚多，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展现老北京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热忱。从社会价值上讲，这些充满“怀旧情怀”的作品，记载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抚慰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也成为外界了解北京、爱上北京的一张名片。
③描写老北京的文艺作品，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随着光阴荏苒、时代进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地理空间的扩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生活面貌的变迁、功能定位的演进，全面更新着城市的外在和肌理，也丰富着“京味儿”的内涵和外延。不仅胡同生活发生了巨变，在胡同之外，还有无数广阔的生活场景——“大厂”大厦的格子间内，怀揣梦想的新北京人奔走忙碌；中关村的咖啡厅里，创意满满的“金点子”拔节生长。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生活于斯、奋斗于斯，这片热土之上，有太多故事值得诉说；万家灯火里，有无尽悲欢有待描摹。
④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今天的北京，是兼容并蓄的北京，“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以及城市转型的重大事件、所思所获，都是可供讲述的题材。近些年的市场上，倒也出现了不少声称描写“新时代北京”的都市题材剧，但城市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背景板”，地域特色不鲜明、北京文化不突出、时代生活不典型、现实关照不强烈，着实不够“北京”，也缺乏味道。城市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身份识别标志，也彰显着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如何从城市万象、民生百态中提炼精华、把准内核，超越“胡同生活”的思维定式，拒绝脱离现实的悬浮编剧，摒弃不痛不痒的表面刻画，挖掘最值得书写的“新京味儿”，形成有特色、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作品，仍是需要深思之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穷，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并在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作用下，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

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他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学说，来解释经济发展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延伸过程。出于解释上的方便，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简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简称为“南方”。他认为，由于北方即先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上升，特别是对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较快，同时，北方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高于南方。这样，就导致南方即后进地区的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诱导下向北方迁移，从而削弱了南方的经济发展能力，导致其经济发展恶化。

在发展的前期阶段，北方的增长对南方会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北方强者越来越强，南方弱者越来越弱的现象，赫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北方吸收南方劳动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南方的就业压力，有利于南方解决失业问题。在互补情况下，北方向南方购买商品、增加投资，会给南方带来发展的机会，刺激南方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北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因素向南方的涓滴，将对南方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涓滴效应最终战胜极化效应。从长期来看，北方的发展本身将会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而且，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促使政府将更积极地加强北方对南方的涓滴效应。在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南方的经济发展会进一步获得动力，同时，南方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北方的经济继续增长。北方与南方可以获得双赢的现代化成果。

《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