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全国已有12个城市的GDP总量超过2000亿元，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深圳、天津、重庆、杭州、无锡、成都、青岛和宁波。

从固定资产投资率来看，“十五”以来，这12个城市平均投资率相对较低的城市有广州、深圳、青岛和无锡，均低于40%，分别为32.7%、33.6%、37.4%和39.5%。除广州和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外，其他城市都保持了逐年上升的势头。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十五”期间，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3%，分别高于上海、广州和深圳7.5个、10.6个和4.3个百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率来看，北京市4年的平均值为57%，是12个城市中这一比重最高的，高出12城市平均值15个百分点。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效地拉动了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但也反映出该市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的问题。

此外，2004年北京市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高达58.3%，存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较高的问题。在经济总量较大的5个城市中，北京这一比重最高，较上海、广州、苏州和深圳分别高出20.2个、24.9个、36.8个和18.7个百分点。

据2006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4980万人，比上年增长1.67%。其中，男性人口2511.4万人，女性人口2468.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0.43%和49.57%。全年出生人口50.78万人，出生率为10.29%；死亡人口26.75万人，死亡率为5.42%。

据对全省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35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和9.3%。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6.4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0.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55.6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0.6平方米。

全年全省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人数96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7.6万人；企业实际缴费人数722万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8.2亿元，支出192.3亿元，累计结余453.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9亿元，基金支付能力稳定上升，支付能力达26个月。参加失业保险人数504.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3.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730.6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4.2%；工伤保险参保人数604万人，比上年末增长33.3%。

新型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深化完善。全省已有城乡低保对象62.9万人，其中城镇8.9万人，月均补助145.5元/人；农村54万人，月均补助72.3元/人。年末全省各种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拥有床位10.69万张，收养人员7.56万人。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92%，城镇“三无”集中供养率98%。现有1500多个乡镇（街道）和2.7万个社区（村）建立了社会救助综合管理服务机构，分别占总数的98.6%和73.4%，社会救助工作人员3.8万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7.8万个，比1949年增加约75倍；卫生技术人员为503万人，比1949年增加9.0倍；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为374.8万张，比1949年增加45.9倍；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2.8张，远高于1949年0.15张的水平。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是我国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底，我国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861家，从业人员32867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76252人，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的4.5%，占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8.8%，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7.97人。

2011年底，乡镇卫生院37295家，从业人员116599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81227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15.8%，占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32.1%。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18人。

今年（2008）8月，开始于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30841亿元，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增长121％；各项存款余额43394亿元，比改革前增长118％。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219亿元。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四级分类口径的不良贷款2972亿元，不良率9.6％，分别比改革前降低了2175亿元和27.33个百分点。农信社口径的资本充足率12.24％，比改革前提高了20.69个百分点；历年亏损挂账586亿元，比改革前减少了722亿元，降幅55.6％；农业贷款余额13982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8403亿元，增长151％，增幅明显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目前的45％。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已分别达到8.6％和14.6％。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立，历史包袱初步化解，风险状况有所缓解，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