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1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额为1458.7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其中：进口金额745.6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出口金额713.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

1~11月，汽车整车共进口107.34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8%。在汽车主要进口品种中，越野车进口45.50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8.7%；轿车进口38.39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8.5%；小型客车进口20.25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23%。1~11月，上述三大类汽车品种共进口104.14万辆，占汽车进口总量的97%。

1~11月，汽车整车共出口87.24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6.4%。在汽车主要出口品种中，轿车出口38.76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14.7%；载货车出口26.58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9.7%；客车出口15.32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2.3%。1~11月，上述三大类汽车品种共出口80.66万辆，占汽车出口总量的92.5%。

1~11月，汽车整车进口来源国前五位国家依次是：德国、日本、美国、英国和韩国，分别进口22.29万辆、21.09万辆、20.01万辆、10.81万辆和8.02万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6万名，同比增长1.46%。在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上，女党员2559.9万名，少数民族党员680.3万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661.5万名。在党员的入党时间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17.4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6万名。在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67.8万名，学生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10.4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2019年共发展党员234.4万名，比上年增长14.06%。其中，发展女党员99.4万名，占42.4%；发展少数民族党员23.6万名，占10.1%；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188.3万名，占80.3%；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06.8万名，占45.6%。发展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1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1.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5.3万名，农牧渔民42.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3.4万名，学生84.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2.9万名。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