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数人对“膳食纤维”的感性印象，恐怕就是那些粗糙的、嚼不烂的“植物纤维”，所以很容易就会想到芹菜和韭菜这类含“筋”丰富的蔬菜，其实，这两种蔬菜膳食纤维含量和许多食物比起来丝毫不出众。它们“渣渣”的口感，主要是植物木质部和韧皮部形成的宏观维管束结构，不完全等同于“膳食纤维”。

食物膳食纤维的含量，并不与“粗糙”程度成正比，反而许多“软滑细润”的食物同样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笼统说，膳食纤维是不能被我们消化酶消化的植物细胞壁残余物，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抗性淀粉、菊粉和各类多糖如葡甘露聚糖和果胶等等。膳食纤维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两大类，它们在身体里发挥着不同生理作用。

“不溶性膳食纤维”不溶于水，但它们能像钢筋骨架一样撑起食物，从而增加了“饱腹感”，并能刺激肠道蠕动，减少排泄物在肠道里的停留时间，就是俗称的“润肠通便”；它们通常不能被肠道微生物消化利用，但可以吸附肠道里的有害物质。

“可溶性膳食纤维”能溶于水，吸水后多呈凝胶状，让食物变得黏稠软滑，使食团体积膨胀，延长胃的排空时间，减缓糖分的吸收：它们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降解生成短链脂肪酸等有益的物质，也能阻止肠粘膜粘连和潜在致病菌迁移，减轻肠道炎症。

大多数植物性食物，都同时含有这两类膳食纤维。食物口感粗糙的部分，主要包含不溶性膳食纤维，而可溶性纤维完全没有粗粝的口感，膳食纤维含量________________，所以，一种食物粗纤维较多，并不代表它的膳食纤维的总量就高。那么，哪些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呢？膳食纤维在谷物、豆类、菌藻和果蔬中广泛存在，而动物性食物则几乎不含膳食纤维。实际上，豆类和谷物才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冠军，它们可溶性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都很高，是普通果蔬的几倍甚至十多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谷物”特指“全谷物”：即脱壳后没有经过精制的粮食种子，譬如小麦粒、大麦粒、糙米、燕麦、荞麦、玉米、薏米、小米等，不包括精白米和精白面，事实上，精米、精面做成的食物，膳食纤维含量很低。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日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约为25~30克（正比于摄入热量），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比如粗研磨、切碎、加热，对膳食纤维的含量和状态影响不大。但如果你不吃谷物或豆类，仅仅靠吃蔬菜、坚果和肉类，膳食纤维能达到每日推荐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些长期选择“低碳水加只吃肉类和果蔬”的饮食方式，从膳食纤维摄入的角度看并不健康，这类人的肠道菌群会发生改变，体内产生的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显著高于普通人，这类物质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推荐量，也就是说膳食纤维摄入并非越多越好，有相关动物性实验显示某类型的膳食纤维摄入过量，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对身体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尽量从均衡膳食中摄入膳食纤维，不推荐额外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补充剂。

正常人群还是应该遵照居民膳食指南来吃，自己“设计”的饮食方式绝不会优于指南的。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最近，周围不少朋友抱怨实名制成了“睁眼瞎”。有人上医院挂号，发现实名制下，号贩子依然猖獗，挂号依然难于上青天；还有人坐火车，发现根本没人验票，实名制对票贩子成了摆设，倒是给乘车人增添了不少麻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务领域开始实施实名制。实名制是通过真实身份信息验证来分配服务资源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改变服务资源的供应量，在缓解供求矛盾中，算是一种需求侧管理。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领域，实名制是一件“利器”。过去实行非实名制，有关部门打击“黄牛党”只能靠事后追溯，发现线索难、取证更难。而实名制由于与真实身份相联系，既有利于防止“黄牛党”等“占位投机”，又遏制了一些利益群体的“暗箱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然而，任何利器能否发挥最大效用，往往不在于其本身的锐利程度，更在于如何使用。实名制也是如此。作为一套复杂、动态的监管系统，实名制的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好似做一道算术题。在这道算术题里，只有消费者的消费手续、服务者的服务流程、监管者的监管步骤都做加法，最终才能换来监管成果的乘数效应。如果执行与监管不到位，就算制度设计得再周详，也会形同虚设。

比如，过去旅客买完票，患者挂了号，监管者的使命就完成了，而如今，监管才刚刚开始。拿火车票实名制来说，不仅涉及购票这一个环节，还连着取票、验票、退票等诸多环节。监管者所增加的麻烦可想而知。然而，这些所谓的麻烦，恰恰是监管者无法避免、不能推卸的。实名制是追求分配公平的手段，不能为了实名而实名，不能“社会呼吁了，制度建立了，也就完事了”。

另一方面，实名制的巨大投入也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对监管漏洞置之不理。实名制是信息化新制度，无论是为了保证公民信息安全，还是为了完善服务流程，相关部门已在硬件、软件的采购、维护、升级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监管者对目前存在的这些漏洞熟视无睹，那么前期的投入都将化为乌有，实际上也是一种渎职。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任何新制度的实施，都需要一段调试、适应期。对于这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新制度在试水时的一些遗憾和漏洞，人们不妨多一些理解与宽容，而有关部门则应该多一些闻过则喜的胸怀、多一些改革时不我待的紧迫。

2013年末，吉林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30914个，比2008年（2008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6487个，增长5.2%；产业活动单位157542个，增加5490个；个体经营户972280个，减少12861个，其中：有证照个体经营户719319个，增加50818个。

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87.3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15.9万人，增长3.4%。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81万人，比2008年末减少34.2万人，下降15.9%。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55.8万人；建筑业53.8万人，占11.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3.8万人，占11.0%。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7.4万人，占37.2%；批发和零售业63.0万人，占34.8%；住宿和餐饮业22.6万人，占13.0%。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65441.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企业资产总计27113.9亿元。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本领。不管一个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能继续自己的生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但我们的教育一直有一种忽视和轻视日常生活的倾向，在教育中一直将知识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脱离。日常生活一般是不会纳入到学生的学习内容的，学生的学习与他的日常生活是分离的，他只有学习的任务，而将日常生活交给他人，交给父母去料理。在知识学习与养成教育中，日常的、世俗化的生活更加边缘化。未来、理想、职业、人才，包括财富、明星、时尚等等，在这些传统大词与流行的概念与价值观中，总是难以寻觅到日常生活的影子，嗅不到人间烟火味，看不到油盐酱醋茶的坛坛罐罐。

其实，从人类的延续与个体生命的保障来说，日常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起了丰富的知识、规范、伦理与精神。由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包，它涉及到了人与这个世界、与自然广泛的联系。我们知道自己身体的秘密吗？如何使它更健康，更能给我们提供劳动的保障？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安排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如何与亲人相处？我们知道食物来自哪里，它们又分别是在哪个季节与我们相遇，它们的性格如何？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又该如何应对？我们了解春夏秋冬，日月晨昏，了解节令的内容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吗？我们该如何才不至于悖逆时日，违反了“规矩”？这些看起来确实平常，以至习焉不察，但从尊重人的生命、从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的生命伦理来说，它又确实会给人全面的教益，是我们所必需的。

千万不要认为日常生活与精神无关，与形而上学无关。一个真正懂得日常生活的人是能够从中发现思想，不断体会到精神的高度的。一花一世界，一木一天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与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始终交相辉映。这样的精神首先在于人道与人性，日常生活的世界首先是此岸性的，它关乎人的生命，关乎人的幸福。承认日常生活的意义，就是表明人的肉身与感官享受的正当与合理，只有它，才是幸福的确证。

（一）展露微笑会让人留下美好印象。但是你知道吗，惊恐的表情才最引人注目。美国科学家近日通过比较大脑处理各种面部表情的速度，得出结论认为，惊恐的表情能够最快地被人类意识到。相关论文发表在《情绪》（Emotion）上。

（二）此次研究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David Zald领导。他和研究小组利用视觉闪光抑制（visual flash suppression）技术（该技术能够减慢大脑对面部表情的反应速度），和一个能让双眼同时观看不同图像的阅读器，向参与实验者的一只眼睛展示静态的面部表情图像，向另一只眼睛展示一串快速翻动的随机图像，并让参与者报告他们第一眼意识到静态面部表情的时间。

（三）结果发现，相比较中性或快乐的表情，参与者意识到惊恐表情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Zald表示，这种现象在实验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四）研究人员认为，惊恐是对人类很重要的信息，它会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危险。所以惊恐图像在视觉处理过程中走了“捷径”，更快地被人类所意识到。

（五）同时，此次研究也显示了大脑对微笑的“漠不关心”。Zald说：“快乐的表情被察觉速度甚至比中性表情还要慢。”这表明，对于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大脑相应的关注也较少。

（六）Zald表示，面部表情对于人们传递社会交往信息至关重要。有些人，比如孤独症儿童，无法正确地判断别人的情感表情，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