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2011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863万人。

2011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221万人，有553万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全年全国共帮助5.7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1人就业。组织2.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的工作。

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3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8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6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26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163万人和521万人。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56万人。年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62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50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提高，且全部按时足额发放。年末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共4725万人，占企业退休人员总数的77.3%，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比上年增长25.6%。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2015年，某省对农民工在本市（区、县）创业的意愿进行了调查，共完成有效样本3000个，调查结果如下：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是我国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底，我国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861家，从业人员32867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76252人，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的4.5%，占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8.8%，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7.97人。

2011年底，乡镇卫生院37295家，从业人员116599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81227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15.8%，占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32.1%。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18人。

2011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420万人，比2002年增加31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从25159万人增加到35914万人；乡村就业人数从48121万人减少到40506万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年至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6.2平方米，增加9.7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长。2011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庭汽车18.6辆，比2002年度增长20.1倍；拥有移动电话205.3部，增长2.3倍；拥有家庭电脑81.9台，增长3.0倍；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比2002年度增长3.1倍；空调机2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2011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4.90部/百人，比2002年提高1.8倍。

2011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391万人、47343万人、14317万人、17696万人、13892万人。2011年底，2277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比2002年增加212万人和4898万人。以低收入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2年末的8645万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万人。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33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按照新标准，年末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