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动机，本研究设计了“如果你有过参与政策制定的想法或行为，其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该问题为多项选择，备选答案有六项，依次为：“基于从众行为”、“出于个人兴趣”、“由于个人利益”、“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基于公民权利”、“出于公民责任心”。六项备选答案的排列顺序是基于其同政治制度的关系。在选项中，“出于公民责任心”和“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共有1974人次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动机做出了回答，其中男性公民1169人次，女性公民805人次。统计结果见表2。

无论是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还是深受年轻观众喜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抑或是“故宫淘宝”上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创产品、故宫微博上那些“萌萌哒”的“段子”……进入网络时代，故宫仿佛开始了“逆生长”，不断以新的方式，走进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古建筑群、院藏文物和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是故宫博物院独具特色的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宫给出的答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公众”。再珍稀的文物，也是为人而保存；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为人而研究。“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千千万万的今人与后人。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目的，故宫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年轻一代。从“故宫萌物”系列文创产品，到人见人爱的“故宫猫保安”，再到各种令人________ 的《上新了•故宫》，紧扣年轻人的笑点、兴趣点，故宫告别了________的形象，在撩拨时代心弦的过程中一点点走近年轻人，血脉筋骨也为之舒活。

年龄的“跨界”填平文化的代沟，更多的跨界催生无数意外的惊喜。正在打造中的“数字故宫”，不仅注重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更把多学科的跨界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当作追求，塑造博物馆的新形态。一旦这些“完美碰撞”擦出火花，故宫就“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产生1+1远大于2的效果。我们欣然看到，这种“故宫模式”近年来已经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国内文博机构，甚至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报考故宫博物院以及大专院校文博专业的热潮……
2020年是故宫600岁生日，“把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故宫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是一堆冰冷的文物，还是一个涌动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存在？对于所有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

①一面是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村庄，一面是_______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面对着社会结构转型几乎_______整个乡村的现实，人们日益感到“激发农村的活力”同“解决农业人口的出路”一样重要。也正因此，“乡村振兴”的呼声日益高涨。

②乡村的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道理很简单，放下手中“犁和耙”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从熟悉的乡村走向陌生的城市，也不过是为了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如果留在乡村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这些年来，乡村旅游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四川成都的“田园城市”等等，都是依托旅游产业带富一方乡土的极好的例子。

③然而，乡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即就当下风生水起的乡村旅游来说，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过度的商业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的乡村虽然被以乡村旅游等形式包装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收入，却因村庄完全被改装成了商品，充满着商业的气息，而全无传统乡村原先的文化与味道。

④尤其是对于那些本就有些资源和名气的乡村，由政府或企业出面圈建起来，村子里的人们悉数迁走，不出几年，沉淀了多少代乡村文化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人造的景区，再难见到“乡村”的影子了。如此过度的商业开发，消失的不仅是乡村的底色，更是村庄本身。而这与乡村振兴的初衷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⑤乡村生活，本就是一种文化。就像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写到的，“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吊脚楼上人们的那种生活。

⑥如今即使走进湘西那有名的“边城”，看到的也大多是人造的景观：作为商业项目之一的对歌，已经完全进入程式化的模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上，除了游客便是做生意的主家；再往里走，满街都是为游客专设的店铺，虽然也是古老的房子，出售的也是当地的腊肉、熏肉，却已看不出有多少“镇筸”生活的味道了。转来转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换了壳的农贸市场。远不如沿着迂回的山路走进去，偶尔碰到一位背着背篓的老婆婆来得亲切、自然。

⑦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乡村振兴，也应该遵循着这样的认知，重在经营，前提却是尊重。首当其冲就是尊重乡村的文化。那些来源于乡村生活，即老百姓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里的生活文化，尤其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