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______________，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唯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唯数字是瞻”。

①一面是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村庄，一面是_______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面对着社会结构转型几乎_______整个乡村的现实，人们日益感到“激发农村的活力”同“解决农业人口的出路”一样重要。也正因此，“乡村振兴”的呼声日益高涨。

②乡村的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道理很简单，放下手中“犁和耙”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从熟悉的乡村走向陌生的城市，也不过是为了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如果留在乡村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这些年来，乡村旅游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四川成都的“田园城市”等等，都是依托旅游产业带富一方乡土的极好的例子。

③然而，乡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即就当下风生水起的乡村旅游来说，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过度的商业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的乡村虽然被以乡村旅游等形式包装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收入，却因村庄完全被改装成了商品，充满着商业的气息，而全无传统乡村原先的文化与味道。

④尤其是对于那些本就有些资源和名气的乡村，由政府或企业出面圈建起来，村子里的人们悉数迁走，不出几年，沉淀了多少代乡村文化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人造的景区，再难见到“乡村”的影子了。如此过度的商业开发，消失的不仅是乡村的底色，更是村庄本身。而这与乡村振兴的初衷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⑤乡村生活，本就是一种文化。就像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写到的，“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吊脚楼上人们的那种生活。

⑥如今即使走进湘西那有名的“边城”，看到的也大多是人造的景观：作为商业项目之一的对歌，已经完全进入程式化的模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上，除了游客便是做生意的主家；再往里走，满街都是为游客专设的店铺，虽然也是古老的房子，出售的也是当地的腊肉、熏肉，却已看不出有多少“镇筸”生活的味道了。转来转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换了壳的农贸市场。远不如沿着迂回的山路走进去，偶尔碰到一位背着背篓的老婆婆来得亲切、自然。

⑦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乡村振兴，也应该遵循着这样的认知，重在经营，前提却是尊重。首当其冲就是尊重乡村的文化。那些来源于乡村生活，即老百姓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里的生活文化，尤其需要关注。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科技发展蕴藏着进步力量。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与医疗行业深度融合，为健康事业插上了智能翅膀。从可穿戴设备掀起健康管理热潮，到影像辅助技术用于病灶精准识别，再到远程医疗让大山里的病人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服务，技术红利大大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也深刻改变着医疗服务模式和理念，为构建新型医疗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美好前景。同时，________________。比如，数据是智能医疗的基础，但目前医疗健康数据的标准化、统一化和智能化尚有待提升。我国拥有上万家医院，每年产生的医疗健康数据规模巨大，但绝大部分是非结构化的数据，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瓶颈。又如，当前人工智能产品数量可观，但质量参差不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亟待攻克一些核心技术短板、培养大量复合型人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立足长远科学谋划、破除政策壁垒，优化产学研成果转化机制、激发创新的动力，也需要相关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埋头攻关。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智能医疗行稳致远。


也要看到，技术进步回避不了伦理道德问题。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造福人民的初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群众在医疗服务中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作为科技创新攻关的方向。与此同时，也要处理好医疗人工智能在主体资格、侵权责任、数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安全、可靠、可控的技术产品，更好服务医生、患者和医疗事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目标。健康中国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为实现“健康中国”拓展了新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筑牢技术创新的基石，擦亮造福人民的底色，智能医疗时代大有可为。

节能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定部署，是“十一五”时期的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抓节能减排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国家和省政府下达我市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根据省政府节能减排工作有关要求，积极做好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和督查工作，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将能耗与减排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任期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实行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节能减排工作考核和约束力度，对不能如期完成省、市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县和企业，不得参加年度的评先选优，不得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2007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严格准入管理。对新上工业项目做好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评价，不符合节能环保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严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从源头上把关预防。发展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三低一高”产业，同时压缩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产业。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切实抓好宏桥工业试点园和泰岳公司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使之成为全市循环经济典范，并引导企业改变只靠自身“单打独斗”式的内部节能减排，走多企业、跨行业、区域间循环经济之路，推进企业之间消化工业废物的“循环链”，通过行业成员之间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达到工业废物全面得到循环利用的目的，提升节能减排的成效。切实抓好省政府年初确定的我市6家公司清洁生产试点工作。

帮助重点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建立和推行严格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广大职工节能的积极性。强化基础工作特别是统计工作，配备专职人员，将节能的目标和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节能情况的跟踪、指导和监督，定期公布重点企业能源利用情况，督促企业围绕降低重点产品能耗单位的目标开展工作。加大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力度，逐年将污染源纳入限期治理，实施工业园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工业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减少污染物排放或实现零排放。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全面调查了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我国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健全统计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为_______________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国务院将成立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统计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财政部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国务院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对于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切实予以解决。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地方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并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经济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利用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全面建立普查区电子地图；_______________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成果；积极推广使用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努力提高普查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减轻基层普查人员的工作负担。

采集蝴蝶标本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非常流行。英国大蓝蝶的标本很受欢迎，它不很大，也不很蓝，并不特别美丽，但数量稀少，且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荒野。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大蓝蝶被制作成标本。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有人呼吁保护它。进入汽车时代，到大蓝蝶栖息地更加方便，有的地方的大蓝蝶已经绝迹，保护更为迫切。1930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大蓝蝶保护区。九年之后，保护区内的大蓝蝶种群灭绝了。此后，虽然保护区越来越多，但是大蓝蝶的数量越来越少。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有数万只大蓝蝶，到1972年只剩下300多只。1975年，英国通过《野生动植物保护法》，首次把大蓝蝶列为法定保护对象，但已无济于事。1979年，英国最后一只大蓝蝶死去。这是为什么呢？

每年六、七月间，是英国大蓝蝶飞翔的季节。大蓝蝶成虫的寿命只有四五天，在短暂的生命结束前，雌大蓝蝶必须找到合适的百里香产卵。百里香必须是生长在红蚁巢的边上，而且含苞待放。卵被产在百里香的花蕾里。一两周后，大蓝蝶幼虫孵化出来，就以花为食，大约两周，在蜕了三次皮后，幼虫掉到了地上，等待红蚁。幼虫靠分泌蜜汁吸引红蚁。红蚁将其带回蚁巢，为了得到蜜汁，它会用触角拍打它。蜜汁分泌完时，幼虫就有生命危险，这时它会像红蚁幼虫那样蠕动，发出红蚁的气味和声音，让红蚁误以为它是蚁巢中的一员。

大蓝蝶幼虫要在蚁巢中整整待上十个月，不仅能躲避天敌，还以红蚁的卵和幼虫为食。但是大蓝蝶幼虫仍然面临重重危险。红蚁蚁后会误以为它是一只以后也将变成蚁后的超级红蚁幼虫，而让工蚁杀死它；如果蚁巢规模太小，或者又来了另一只大蓝蝶幼虫，食物不够，最终也会饿死。

但红蚁本身对生活环境也有要求：它们喜欢温暖，在朝南向阳的山坡筑巢，地面上草的高度最好只有2~3厘米，因为草太高会遮住阳光，蚁巢温度太低，红蚁幼虫会冻死。当大蓝蝶的栖息地被划为保护区后，禁止烧荒、放牧，野草疯长；本来还有野兔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草的生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入侵英国，使野兔的数量锐减99%。草越长越高，大蓝蝶依赖的红蚁迅速消失，被另一种较耐寒的红蚁取而代之。这种红蚁也喜欢吃蜜汁，但它们能识破伪装，将大蓝蝶幼虫杀死。等到草皮高度超过10厘米，连百里香也难以生长、繁殖了，等人们发现这一奥秘，已经太迟了，英国大蓝蝶灭绝了。

为了让大蓝蝶再次飞翔，英国逐渐恢复了52处百里香草地，并通过割草、放牧控制草皮的高度，红蚁数量随之上升。1983年，大蓝蝶被从瑞典带到英国。到2008年，已有上万只。大蓝蝶成了第一个成功获得重生的濒危蝴蝶物种。

①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夏粮总产量为14106.6万吨，较2014年增长3.3%。至此，我国夏粮实现了“十二连丰”。“十二连丰”成绩喜人，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连年丰收的同时，我国粮食进口和库存也保持着同步多增态势，去年我国粮食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库存升至近年历史高点，我国粮食正遭遇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三多并存”新课题。

②“进口多增，并不是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主要是国内外粮食的巨大价差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介绍，2004年以来，我国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希望借此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但随着收购价的________，国内粮食市场价格跟着________，然而近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却________，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日趋明显。

③“由于国内农业生产成本的逐渐攀升，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逐年提高最低收购价格，与其他因素共同催生了国内与国外，生产与加工领域间的价格倒挂，催生当前‘三多并存’现象，根本原因在于___________，”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说。

④“我国平均一个劳动力只能种7亩左右耕地，然而在机械化耕作背景下，欧洲一个劳动力能种几百亩，美国一个劳动力能种几千亩甚至上万亩，这种差距就是__________。”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⑤分析人士认为，解决“三多并存”考验，国家一方面要改革现有的粮食收储制度，遏制价格倒挂趋势；另一方面，则应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努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向现代农业转变。

⑥“中国农业要想做强，就必须走现代农业的道路。要通过制度创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提升规模效益和科技水平，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走出‘三多并存’困局。”孔祥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