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200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9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90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3144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0.8％；第二产业20629万人，占26.8％；第三产业24917万人，占32.4％。年末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104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202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11万人；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7 8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924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1142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6万人。

某省城镇就业人员增长明显快于乡村。2007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长2091.4万人，增加3.4倍，年均增长6% ；所占比重达到43.5% ，上升23.8个百分点。全省乡村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加1020.2万人，增长40.8% ，年均增长1.2% ；所占比重为56.5% ，下降23.8个百分点。

非农产业成为就业的主导产业。2007年全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1978年增加1574万人，增加2.9倍，年均增长7.1% ，所占比重达到了34% ,上升16.6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少85.7万人，所占比重下降了37.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加1623.3万人，所占比重上升20.4个百分点。

非公有经济的就业比例迅速上升，1978年全省个体经济就业人员仅有2353人。2007年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达到了397.8万人，所占比重为6.4% ；私营企业就业人员达到522.7万人 ，比重为8.4% ；港澳台企业就业人员27.4万人，比重为0.4% ；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108.3万人，比重1.7% 。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匀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这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之常情。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地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