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一个政党的试金石。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大约有1.4~1.8亿人。这只是从经济上看的，同时还有“看病难、上学难、打官司难”的人，他们算不算弱势群体?是不是存在越不承认有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越大的问题?
这段话其实只是想说：
弱势群体的状况是区别社会文明的分水岭
目前的弱势群体划分还存在分歧和许多值得质疑之处
弱势群体的实际范围要比已公开宣布的范围大得多
对于弱势群体，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专家与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并不重合。术业有专攻，固然是重要的，但未必就能从中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天下关怀的人生态度和敢于怀疑、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如果大学只能培养出与社会的多元职业结构相一致的各类专家，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存在将不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获得其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一旦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被充分融入到社会的利益体系中去，社会的良知就将失去其表达器官，民族的命运将被无声地操纵于资本逻辑之手。
依据文段的观点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塑造能够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我们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
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天下关怀的人生态度和敢于怀疑、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
大学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而非术业有专攻的专家
目前大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偏离社会良知，导致民族命运被操纵于资本逻辑之手
近年来，我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双创营造制度环境。大学生、海归、大企业高管和连续创业者、科技人员这支“新四军”的崛起，可以看作是创业主体从精英走向大众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不过，因为机制体制不健全，一些法律、法规、政策存在矛盾，人的价值的最终实现还存在着不少障碍。倘若人的价值迟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创新创业者才能的释放势必会受到影响，诸多科技成果就可能烂在抽屉里，诸多科技企业就可能因为缺乏创新而死去。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改革要为双创营造制度环境
创业主体将从精英走向大众
机制体制阻碍人的价值实现
保障人的价值是双创的前提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转型、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重庆、湖南、四川等传统劳动力输出地，正迎来返乡创业的热潮。这些创业者中，既有返乡的农民工、企业管理者，也有大学生、公司职员等，他们怀着浓浓的乡情，抓住家乡发展的大好机遇，带着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回乡打拼。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返乡创业的企业数量和创造的产值，已占据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目前，这一趋势方兴未艾，它给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也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
对这段文字理解不准确的是：
中西部返乡创业主要受益于东部的发展转型
返乡创业热潮主要出现在传统劳动力输出地
返乡创业成为推动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返乡创业已成为撬动中西部地区转型的新杠杆
当教育已经从传授知识、发明工具、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拓展到人脑自身如何认知、如何再塑造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挑战就不单是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本世纪全新、全方位、持久过程的挑战。本科生的智能课程体系设置和新形态教材的制定与开发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巨大工程。目前人类还处在从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的过渡区，各大学自主设置专业，为我国智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优化创造了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还要共同探索中国智能产业人才的培养体系、试验平台、成果转化方法等。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有巨大冲击
普及智能教育是时代的呼唤
大学智能教育刻不容缓
人工智能教育体系亟需完善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海尔曾经做过实验，发现喜欢虐待、生性残忍的人在辨识富有情感意涵的词汇与一般词汇时，脑波无明显差异，而普通人的脑波则表现出不同。进一步研究表明，前者负责辨识字的语言皮质以及负责赋予字义的边缘系统的链接出了问题。正因如此，他们的情感较常人淡薄，在面对痛苦时不会引发焦虑，甚至对于恐惧没有感受。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那些暴力犯罪者通常是这种缺乏同理心的人，他们无法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或同情别人，亦很难受到良心谴责。
下列说法与原文相符的是：
喜欢虐待、生性残忍的人没有同理心
普通人与暴力犯罪者的脑波有所不同
暴力犯罪者在辨识文字时往往存在困难
难以受到良心谴责是缺乏同理心者的特征之一
家长、学生和雇主没有参与院校管理的当然权力，但有对高等院校社会责任的问责权。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导致家长、学生以及雇主都成为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他们对高等院校责任的问责，更多在学生能否获得良好的学习经历和学习体验，学校能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上。雇主则要求高等院校不仅能够培养出适应岗位需求的毕业生，而且能够针对企业和社会需求，进行直接投入生产和增加效益的应用型研究。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出：
高等教育大众化容易受到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影响
高等院校应给予家长、学生和雇主社会责任问责权
高等院校的发展应考虑家长、学生和雇主的利益诉求
家长、学生和雇主的要求促进了应用型学科蓬勃发展
家长、学生和雇主没有参与院校管理的当然权力，但有对高等院校社会责任的问责权。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导致家长、学生以及雇主都成为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他们对高等院校责任的问责，更多在学生能否获得良好的学习经历和学习体验，学校能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上。雇主则要求高等院校不仅能够培养出适应岗位需求的毕业生，而且能够针对企业和社会需求，进行直接投入生产和增加效益的应用型研究。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出：
高等教育大众化容易受到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影响
高等院校应给予家长、学生和雇主社会责任问责权
高等院校的发展应考虑家长、学生和雇主的利益诉求
家长、学生和雇主的要求促进了应用型学科蓬勃发展
哥本哈根大学对来自整个欧洲和格陵兰的442例古人类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时间跨度从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400年）一直到近代早期（约公元1600年）。研究发现，在“维京时代”，来自南部和东部的外源基因流入了斯堪的纳维亚。研究还发现有证据证实维京人曾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国家移动：丹麦的维京人向英格兰移动；瑞典的维京人朝着波罗的海国家向东航行；挪威的维京人迁移至爱尔兰、冰岛和格陵兰。此外，他们的基因分析中还包含了与现代瑞典人群及现代丹麦人群具有亲缘关系的血统样本。
根据这段文字，可以推出的是：
波罗的海位于瑞典的东北侧
冰岛不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维京时代开始于十五世纪之前
现代瑞典人与现代丹麦人基因同源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如今的研究生教育，比本科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和成本，但在教育成效上，可能连社会实践教育都不如。在一些学校，由于研究生规模膨胀，一个导师甚至要带上几十个上百个研究生，导师制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一对一的认真指导，除非导师们打通了“任督二脉”，否则恐怕要么就只有在教育上敷衍学生，要么就只能高抬贵手，让学生们蜂拥着通往毕业的闸门。
“这种情况”是指：
研究生教育比本科教育耗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
“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
如今的研究生教育，可能连社会实践教育都不如
一个导师甚至要带上几十个上百个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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