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794.0万张，其中：医院612.0万张（占77.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52.9万张（占19.3%）。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5.7%，民营医院床位占24.3%。与上年比较，床位增加53.0万张，其中：医院床位增加43.1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8.7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6年5.37张增加到2017年5.72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山东省聊城市_______________。

建设生态文明市，在理念和内涵上都与过去提出的建设生态市有所不同。生态市建设主要涉及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重点是控制污染、节约能源、改善环境；而生态文明市建设则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近年来建设生态市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通过生态市建设还不能完全解决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从传统的征服自然观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转变，实现从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模式转变。适应建设生态文明市的要求，聊城市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发展生态经济。立足本地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服务业。在生态工业方面，按照做大、做强、做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大力抓好节能减排，培植一批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生态农业方面，推行蔬菜大棚轮作制，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在服务业方面，以旅游度假和商贸物流为重点，着力抓好水中古城的保护性开发、马颊河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和煤炭、化肥、有色金属、农副产品等大型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的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下大力气抓好大气污染、水污染治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全市160多万亩沙荒地得到治理，森林覆盖率达到28.1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7.2%，城区空气质量良好率达到91.8%。

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崇尚简朴节约、使用绿色产品、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态生活方式，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在城市建设中注意突出文化个性、提高文化品位，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人的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认真解决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8年，全市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其中环境保护支出增长230.8%，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增长35%，教育支出增长19.9%，医疗卫生支出增长41.8%。

材料一：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从1982年到2018年，国务院机构一共集中进行过8次改革，分别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就这8次改革而言，每一次都顺应了当时的需要，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1982年的改革，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1988年的改革，重点是围绕经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淡化经济管理部门的微观管理职能；1993年的改革，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目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等等。每次改革的任务都不同，重点不一样，形式也有所差别，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适当调整。

但形势永远是在发展变化的，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分分合合，甚至个别“反复”，都是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材料二：2018年3月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方案对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其他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从减少8个正部级机构，到减少7个副部级机构，再到调整相关机构，国务院此次改革，涉及范围至广、调整范围至深，的确显现大手笔，释放出大魄力，让人耳目一新，被誉为“堪称改革开放40年来历次机构改革中最有远见和魄力的方案”，绝非虚夸之谈。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说到机构改革，不能不提为何要改——我们既关注怎么改，也须关注为什么改。关于改革的一大背景，十九届三中全会给出判断：当前，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