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金额1.31万亿元，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完成4161亿元，同比增长9.5%，在电信业务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移动通信业务实现收入8942亿元，同比减少2.9%。2014~2019年，全国移动电话4G及非4G基站数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4年1～2月份，我国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40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5%，土地成交价款1000亿元，同比增长8.9%。

①“京味儿”，_______即北京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一提起“京味儿”具体的构成元素，许多人想到的可能仍是皇城根下胡同里传来的阵阵吆喝、四合院承载的人情冷暖、大栅栏的老字号、琉璃厂的纸墨香，还有老北京“有里儿有面儿”的讲究……这些岁月深处的印记风貌，时至今日仍然_______。
②浓郁厚重的“京味儿”，也成了北京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近年来，《什刹海》《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一系列“京剧”，在胡同生活上着墨甚多，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展现老北京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热忱。从社会价值上讲，这些充满“怀旧情怀”的作品，记载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抚慰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也成为外界了解北京、爱上北京的一张名片。
③描写老北京的文艺作品，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随着光阴荏苒、时代进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地理空间的扩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生活面貌的变迁、功能定位的演进，全面更新着城市的外在和肌理，也丰富着“京味儿”的内涵和外延。不仅胡同生活发生了巨变，在胡同之外，还有无数广阔的生活场景——“大厂”大厦的格子间内，怀揣梦想的新北京人奔走忙碌；中关村的咖啡厅里，创意满满的“金点子”拔节生长。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生活于斯、奋斗于斯，这片热土之上，有太多故事值得诉说；万家灯火里，有无尽悲欢有待描摹。
④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今天的北京，是兼容并蓄的北京，“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以及城市转型的重大事件、所思所获，都是可供讲述的题材。近些年的市场上，倒也出现了不少声称描写“新时代北京”的都市题材剧，但城市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背景板”，地域特色不鲜明、北京文化不突出、时代生活不典型、现实关照不强烈，着实不够“北京”，也缺乏味道。城市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身份识别标志，也彰显着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如何从城市万象、民生百态中提炼精华、把准内核，超越“胡同生活”的思维定式，拒绝脱离现实的悬浮编剧，摒弃不痛不痒的表面刻画，挖掘最值得书写的“新京味儿”，形成有特色、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作品，仍是需要深思之处。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能“摄取灵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由此吸引了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和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在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直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关于照相馆运营的论述，其中在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方面，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照相馆的名字最初多包含“昌”“泰”“福”等字，而且照相馆专注写实，主要拍摄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以及团体合影，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与中国传统意蕴的同进，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在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出现“派拉蒙”“维也纳”等馆名。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大量明星、权贵肖像进行商业销售，并在大众出版物上刊登，在普及通讯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现代化。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在拍完照片进行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国内战争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改革开放后，乃至数码技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