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世达”是Douglas Hofstadter的中文名，这个1997年由他的中文出版商所定的名字，如今已是他在中文世界里的通称，这个名字也确实比他的父亲、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按照姓名音译规则对应过来的中文名要好听。不过，侯世达还有一个更私密，也更漂亮的中文名，那就是1976年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高先生为他取的“侯道仁”。

与他的中文名字同样精彩的，是侯世达的成名作“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的译名——《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侯世达的这本书在英文世界里被简称为“GEB”——取哥德尔（Godel）、埃舍尔（Escher）、巴赫（Bach）的首字母，而中文则以“集异璧”应对。

《集异璧》探讨了庞杂的主题。正如侯世达本人在该书出版20周年的再版前言中所写：“……包括赋格和卡农，逻辑和真理，几何学、递归、句法结构、意义的本质、佛教禅宗、悖论、脑和意识、还原论与整体论、蚂蚁群落、概念和心理表征、翻译、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DNA、蛋白质、基因编码、人工智能、创造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偶尔还写到了音乐和艺术，它写到了所有的一切！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找到这本书的重点。”

但这本书还是有重点的。总体上说，《集异璧》被归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就像研究认知科学、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和物理学的侯世达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代表一样。上世纪70年代，侯世达痴迷于“思考是什么？”，投身于其时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他在《集异璧》中对计算机、程序、思考和大脑的描绘，开启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人工智能的探索。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一个高潮后，侯世达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算法很巧妙、也能完成不少实际任务，但依托这种思路做出来的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在“思考”。意识到这一点，侯世达对普通的人工智能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自己的研究也转而建立在跟常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技术上面。侯世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小组叫做灵活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FARG），“在FARG我们没有致力于开发实际的应用，诸如翻译引擎、答问机器、网络搜索软件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解人类概念的本质和人类思考的根本机制。我们更像是哲学家或试图探究人类心智奥秘的心理学家，而非旨在制造聪明的计算机或机灵程序的工程师。我们是一群老派的纯粹主义者，我们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的哲学好奇心，而不是制造实用设备的欲望（遑论赢得大笔金钱的欲望！）。”

这些年来，关于“思考是什么”，侯世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更多的还是失败——FARG开发的程序常常得出可笑的结果，远远谈不上“智能”。不过，侯世达看着这些失败“很开心”，因为“要是我们的任何系统真的在其微领域中获得了与人类相颉颃的智力，我们将痛心至极，因为那将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人的智力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复杂或深奥。这意味着短短几十年的研究就足够人类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在他看来，程序真正具有智能将是人类的悲剧。

侯世达认为，思考的关键在于美、在于品味，与逻辑或真理无关。这与大数据、大算法的现代人工智能格格不入。“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得出的是极其生硬的‘智能’，毫无洞见可言。”他的人生目标是创造出许多绝美的事物。他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研究道路，他在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至臻至美的事物，他说“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我觉得不被大多数人注意到没什么不好；但我相信最终我的想法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至于有没有可能我选错了路，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人生苦短，我相信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会捍卫它们。毕竟，俗话说得好，你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呢？”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①“京味儿”，_______即北京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一提起“京味儿”具体的构成元素，许多人想到的可能仍是皇城根下胡同里传来的阵阵吆喝、四合院承载的人情冷暖、大栅栏的老字号、琉璃厂的纸墨香，还有老北京“有里儿有面儿”的讲究……这些岁月深处的印记风貌，时至今日仍然_______。
②浓郁厚重的“京味儿”，也成了北京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近年来，《什刹海》《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一系列“京剧”，在胡同生活上着墨甚多，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展现老北京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热忱。从社会价值上讲，这些充满“怀旧情怀”的作品，记载着老北京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抚慰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也成为外界了解北京、爱上北京的一张名片。
③描写老北京的文艺作品，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随着光阴荏苒、时代进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已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地理空间的扩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生活面貌的变迁、功能定位的演进，全面更新着城市的外在和肌理，也丰富着“京味儿”的内涵和外延。不仅胡同生活发生了巨变，在胡同之外，还有无数广阔的生活场景——“大厂”大厦的格子间内，怀揣梦想的新北京人奔走忙碌；中关村的咖啡厅里，创意满满的“金点子”拔节生长。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生活于斯、奋斗于斯，这片热土之上，有太多故事值得诉说；万家灯火里，有无尽悲欢有待描摹。
④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今天的北京，是兼容并蓄的北京，“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以及城市转型的重大事件、所思所获，都是可供讲述的题材。近些年的市场上，倒也出现了不少声称描写“新时代北京”的都市题材剧，但城市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背景板”，地域特色不鲜明、北京文化不突出、时代生活不典型、现实关照不强烈，着实不够“北京”，也缺乏味道。城市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缩影，是一种身份识别标志，也彰显着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如何从城市万象、民生百态中提炼精华、把准内核，超越“胡同生活”的思维定式，拒绝脱离现实的悬浮编剧，摒弃不痛不痒的表面刻画，挖掘最值得书写的“新京味儿”，形成有特色、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作品，仍是需要深思之处。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