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众多城市和工厂密布的珠三角地区，天空经常灰蒙蒙一片，大气能见度很差。

很多市民可能并不清楚，棕色云团正是能见度下降的“罪魁祸首”：棕色云团中的一些微小颗粒，会吸收阳光，或者将部分阳光反射回大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棕色云团报告就显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广州的日光强度已经下降了五分之一以上。

北京大学环境系教授张远航及其同事在珠三角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珠三角空气有很多污染物，其中那些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是造成能见度衰退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中，却没有关于PM2.5的规定。我们每天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的空气质量日报中所谓的“可吸入颗粒物”，仅指那些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每立方米PM2.5的浓度如果上升20微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就会有约34万人死亡。即使按照折中的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也将分别占到中国GDP的3.6%以及印度GDP的2.2%。

除了影响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棕色云团还可能影响气候。在很多情况下，棕色云团与全球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交织在一起，正在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系统产生极大影响。

此外，棕色云团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硫酸盐等多种成分可以降温。而黑碳的成分正在加快喜马拉雅等地冰川的融化速度，因为黑碳沉降在冰雪上，会使冰雪颜色变暗，吸收热量的能力增强；黑碳还会加热空气。这些因素，都使得冰川融化加速。

然而，棕色云团对整个气候系统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反射阳光和吸收热量减缓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如果棕色云团一夜之间消失。全球气温可能迅速上升多达2度，而这正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还能容忍的最大升温幅度。

有两名司机曾经在车中亲身体验过龙卷风从身边吹过的恐怖。好在这股龙卷风正处于衰退末期，否则他们的卡车分分钟会被吹飞。但即便是衰退末期，这股龙卷风依然能使他们感受到强烈压迫感。车身不停地震颤，他们神经紧绷，生怕下一秒就会丢掉性命。其实，当遭遇强龙卷风时，最好能利用十字路口，朝龙卷风行进轨迹相反或直角的方向，快速逃离；如果来不及逃离，可就近寻找最低洼地点并迅速躺卧。
东半球西太平洋的风暴被称为台风，西半球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风暴被称为飓风，而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风暴则被称为气旋。龙卷风比上面提到的风暴更具破坏力。龙卷风中心附近风速在每秒钟100米到200米，最大可达每秒钟300米，比台风近中心最大风速大好几倍。龙卷风范围小，但很集中，所以破坏力更强，而且与台风几天前就可以被监测到不同，龙卷风只能提前10分钟左右被监测到。
①龙卷风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消失的？人类目前尚未完全了解这个“恐怖的怪物”。我们只知道，龙卷风是一种剧烈旋转的气柱，横亘在地球表面与云层之间，通常与积雨云有关联。②然而，大型龙卷风会持续更长时间，大约30分钟。据记载，最强龙卷风的风速超过每小时483千米，能把建筑物连根拔起，其空中直径超过3.2千米，几十千米内万物遭劫。最猛烈的龙卷风源自于所谓的超级单体雷暴，这种雷暴和普通雷暴的形成要素一样——地表的气流温暖湿润，上方的气流相对较冷且干燥。③接着，像热气球一样，温暖的气流开始上升，初具形成雷暴的条件。而要形成超级单体雷暴还需要风力增强、风向随高度改变、上升气流极速旋转等更多条件。超级单体雷暴形成后，在高空搅动，其区域下方就会有30%的概率形成龙卷风。这是因为超级单体雷暴中的气流下沉，就会引起地面附近的气流随之旋转。④然而，令科学家苦恼的是，有些雷暴会带来龙卷风，有一些则不会。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上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_______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_______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①1928年，洛阳金村的古墓里出土了数千件战国时期文物，其中有一面镜子，上面雕镂着一个披甲执剑、头上戴冠的武官。有趣的是，冠两侧都插着羽毛，专家认为那是一种名为“鹖”的鸟的尾羽，这种冠就叫“鹖冠”。“鹖冠”是战国到汉代时武官所戴之冠，鹖鸟生性好斗，至死不却，因此武官佩戴鹖冠，以此昭示英勇气概。

②武官戴“鹖冠”，文官的冠则叫“进贤冠”，代表文官有举荐贤能的义务。那么“进贤冠”又有怎样的装饰呢？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个画面：两位身穿袍服的文官，头戴“进贤冠”，耳旁像簪花一样插着一支笔，这种装饰叫作“簪笔”。“簪笔”是汉代的一种制度，文官上朝奏事时，要在奏牍上书写，写完之后笔没处放，就插在耳边，久而久之就成了服制的定规。“簪笔”制度一直沿用到北朝，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名称也由“簪笔”变成“垂笔”。

③在古代男子的冠中，最尊贵的是“冕”。“冕”是帝王、诸侯和卿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冠，专门用于重大祭祀，也叫做“冕冠”。“冕冠”每个部分的形制都有特殊意义，比如其顶盖叫作“冕板”，一般为长条形，前圆后方，后端又比前端高出三厘米左右，这是象征戴冠者的匍匐形态，表示对天地宇宙的尊崇；“冕板”的前后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叫做“旒”，一旒就是一串珠玉，旒的多少视身份而定，帝王专用十二旒，其余按等级递减为九旒、七旒和五旒。在“冕板”的两侧还垂有两根丝带，下端分别系着一枚丸状玉石，名曰“充耳”。“旒”与“充耳”的设计也有用意：“旒”用来“障视”，“充耳”用来“止听”，这是提醒人们在庄严神圣的祭祀场合，不看不正之物，不听不正之语，成语“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

④冠冕形制如此复杂，却还不是极限。北周有位皇帝退位后当起了太上皇，为了将自己与现任皇帝区分开来，规定太上皇的冕用二十四串垂旒。但是旒数多了，走起路来更得小心翼翼、缓步而行，其实这也正是戴冠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端正行走。身形一端正，人就显得有气派，这就是所谓“冠冕堂皇”。

⑤当然，“冠冕”不仅仅是为了“堂皇”。《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这是古人重视冠冕的主要原因。“礼”是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古代帝王稳定社会的手段。礼有如此宏大的意义，作为“礼之始的冠当然意义非凡。所以在古代，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戴的，古书上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戴冠，平民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古代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隆重的加冠典礼，以示成年，而后才能被赋予贵族子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冠礼极其复杂，单是加冠仪式就要举行三次，每次戴的冠都不一样，依次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这三种冠分别用于平日起居、打猎征战和祭祀活动，也分别象征着“士”的日常、战争和宗教生活。

⑥冠的象征含义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可想而知，冠是不能乱戴的，乱戴就意味着不尊礼。《左传》曾记载过一桩“失礼”之事：卫国国君请两个大臣来朝中喝酒，两个大臣早早就穿着朝服在朝中等候，国君却忘记此事，跑到园子里打猎去了，两个大臣只好到园中见他。国君听闻，戴着打猎的皮弁就出来了，惹得两位大臣十分愤怒。由此可见，依据场合戴冠才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君王也不能无礼。所以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其意不仅在于要衣冠周正，还在于要符合礼仪。正因如此，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即将战死的时候，也要将自己被打落的冠系好，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在死亡面前，子路还要结缨正冠，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免太过迂腐，但这正是当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也说明服饰制度对经国治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想，“冠冕”确实要“堂皇”。

最近，周围不少朋友抱怨实名制成了“睁眼瞎”。有人上医院挂号，发现实名制下，号贩子依然猖獗，挂号依然难于上青天；还有人坐火车，发现根本没人验票，实名制对票贩子成了摆设，倒是给乘车人增添了不少麻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务领域开始实施实名制。实名制是通过真实身份信息验证来分配服务资源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改变服务资源的供应量，在缓解供求矛盾中，算是一种需求侧管理。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的领域，实名制是一件“利器”。过去实行非实名制，有关部门打击“黄牛党”只能靠事后追溯，发现线索难、取证更难。而实名制由于与真实身份相联系，既有利于防止“黄牛党”等“占位投机”，又遏制了一些利益群体的“暗箱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然而，任何利器能否发挥最大效用，往往不在于其本身的锐利程度，更在于如何使用。实名制也是如此。作为一套复杂、动态的监管系统，实名制的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好似做一道算术题。在这道算术题里，只有消费者的消费手续、服务者的服务流程、监管者的监管步骤都做加法，最终才能换来监管成果的乘数效应。如果执行与监管不到位，就算制度设计得再周详，也会形同虚设。

比如，过去旅客买完票，患者挂了号，监管者的使命就完成了，而如今，监管才刚刚开始。拿火车票实名制来说，不仅涉及购票这一个环节，还连着取票、验票、退票等诸多环节。监管者所增加的麻烦可想而知。然而，这些所谓的麻烦，恰恰是监管者无法避免、不能推卸的。实名制是追求分配公平的手段，不能为了实名而实名，不能“社会呼吁了，制度建立了，也就完事了”。

另一方面，实名制的巨大投入也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对监管漏洞置之不理。实名制是信息化新制度，无论是为了保证公民信息安全，还是为了完善服务流程，相关部门已在硬件、软件的采购、维护、升级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监管者对目前存在的这些漏洞熟视无睹，那么前期的投入都将化为乌有，实际上也是一种渎职。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任何新制度的实施，都需要一段调试、适应期。对于这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新制度在试水时的一些遗憾和漏洞，人们不妨多一些理解与宽容，而有关部门则应该多一些闻过则喜的胸怀、多一些改革时不我待的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