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9月我国入境外国游客中，来自亚洲1182.9万人，其中男性785.9万人，女性397.0万人；日本、韩国男性分别为160.5万人、191.3万人，女性分别为38.7万人、116.4万人。来自美洲227.8万人，其中男性142.3万人，女性85.5万人；美国、加拿大男性分别为98.3万人、27.6万人，女性分别为55.7万人、20.9万人。来自欧洲408.7万人，其中男性247.2万人，女性161.5万人；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男性分别30.8万人、35.3万人、24.8万人、13.9万人，女性分别为13.4万人，12.7万人、13.0万人、4.4万人。来自大洋洲58.3万人，其中男性35.6万人，女性22.7万人；澳大利亚男性为29.5万人，女性为18.8万人。分年龄段的来自部分国家的入境人数见下表。

2017年第四季度，人力资源部门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共95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部分数据如下：

总体而言，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433.7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354.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22，比去年同期上升0.09，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

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增加15.6万人，求职人数减少17.3万人。与上季度相比，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58.9万人和73.2万人，各下降了12%和17.2%。

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22、1.18、1.29，市场需求均略大于供给。

2007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6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3.2%，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32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4.8%，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由此中国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城镇居民投入增长幅度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的现象。2007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980元，同比增长20.8%，集体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1111元，同比增长18.0%，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1794元，同比增长15.6%，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015元，同比增长11.8%。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远无低于城镇居民工资的平均水平。

我国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比上年增长1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3%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