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数字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之前欧洲所使用的一种计数符号，共有7个基本符号，采用7个罗马字母表示，即Ⅰ（1）、Ⅴ（5）、Ⅹ（10）、L（50）、C（100）、D（500）、M（1000），利用这7个不同字母进行重复或者组合来表达任意的正整数。

对于罗马数字起源历史，没有清楚的文献记载，所以，人们对其起源一直争论不休。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字形成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罗马人还处在文化发展的初期，当时他们用手指作为计算工具。为了表示一个物体、二个物体、三个物体、四个物体，就分别伸出一个手指、二个手指、三个手指、四个手指；表示五个物体就伸出一只手；表示十个物体就伸出两只手。罗马人为了记录数字，便在羊皮上画出Ⅰ、Ⅱ、Ⅲ来代替手指的数；要表示一只手时，就写成“Ⅴ”形，表示大拇指与食指张开的形状；表示两只手时，就画成“ⅤⅤ”形，后来又写成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的“Ⅹ”，这就是罗马数字的雏形。

罗马数字是与阿拉伯数字完全不同的数字系统，与十进位数字的意义不同，7个基本数字在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所代表的数是不变的，与进位制无关。此外，罗马数字没有表示零的数字。下面来看看罗马数字的记数规则。（1）连写重复：相同的数字连写，所表示的数等于这些数字相加得到的数，连写的数字重复不得超过三次。例如：Ⅲ表示3；ⅩⅩ表示20；40不可表示为ⅩⅩⅩⅩ，而要表示为XL。（2）右加左减：在较大的罗马数字的右边组合上较小的罗马数字，表示大数字加小数字（例如：Ⅷ表示8，Ⅻ表示12）；在较大的罗马数字的左边记上较小的罗马数字，表示大数字减小数字（例如：Ⅳ表示4，XL表示40）；对于左减的数字有限制，仅限于Ⅰ、Ⅹ、C，且左减不能跨越等级做减法（例如：45不可以写成VL只能是XLV，99不可以写成ⅠC而要写成ⅩCⅨ）；左减数字必须为一位，右加数字不可连续超过三位（例如：8写成Ⅷ而非ⅡⅩ，14写成ⅩⅣ，而非ⅩⅡⅡ）。（3）加线乘千：在一个数的上面画一条横线，表示这个数扩大1000倍，数字上方加两根横线，表示该数扩大100万倍。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手表上的罗马时标用ⅡⅡ而不是用Ⅳ表示，由于Ⅳ是古罗马神话主神朱庇特（即IVPITER，英文里的Jupiter，对应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古罗马字母里没有J和U）的首字，因此有时用ⅡⅡ代替Ⅳ。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