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人将此定位为“世界的开端”和“全球化进程的开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哥伦布开启这次创造历史的伟大航行时，竟然是揣着香料梦想上路的。香料是推动欧洲国家探索世界的催化剂，对香料的渴望和欲求激发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全球探索，成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②香料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过去的解释大致是：欧洲中世纪末期，食物容易腐败，使用香料不仅可以掩盖异味，还可以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然而，这种解释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当时香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分量。一种物品引发的极度欲望，单看使用价值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如果香料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开端”。

③事实上，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更多是基于某种神秘的想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一直在使用东方的香料。香料来自神秘的东方，为这种想象提供了空间。而且欧洲中世纪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天堂中飘着香料的味道，基督教众神和死去的帝王们，身上也都带有香料之气。

④因此，人们认为，香料必然产自天堂。所以，当哥伦布向西航行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在向着天堂航行，如果能够找到香料，就证明他抵达了天堂。直到去世，哥伦布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

⑤香料也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在欧洲基督时代之前的希腊时期，就有一条从印度通向欧洲大陆的香料之路，不过当时输入欧洲的香料数量较少，自然成为奢侈品。直到罗马帝国时期，随着香料大量涌入，香料价格开始下降。但是尽管如此，对罗马人而言，香料仍是品位、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罗马帝国贵族显示排场的法宝，以至于罗马帝国后期的哲人批评香料使人变得虚弱，消磨阳刚之气，导致罗马帝国出现奢靡之风。

⑥那时候欧洲人甚至用香料来治病。在欧洲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佩戴装有香料的香盒，认为可以抵制瘟疫。当时主导欧洲的医学学说还是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维持四体液平衡是健康的基础，四体液脱离自然的正常状态，是发生疾病的原因。依据“体液学说”，人的衰老是“内部热力”不断减少的过程，而使用具有温热作用的香料足以延缓衰老过程。

⑦香料后来失宠了，原因显得很吊诡。欧洲人最初对香料的狂热欲求，开启了纷纷涌向东方寻找香料的历史，也陆续见证了欧洲几大帝国的兴衰。几百年的反复争夺，使得香料产地扩散，产量剧增，再也无法成为某个帝国的摇钱树了。

⑧香料失宠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航路开辟后，可以调和味道的蔬菜出现，取代了香料的功能。十六、十七世纪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嗜好，先是烟草风靡全球，随后则是咖啡和茶，这些商品比香料更加有利可图。

⑨随着香料在基督教中象征意义的消失和欧洲消费主义的发展，贵族们彰显地位的消费品转向了首饰、音乐、服装、住房、艺术和交通工具。新的时代到来，人们烹饪偏好的改变，更使香料的烹饪功能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的烹饪，寻求的是食物味道的转化，后来寻求的则是食物的原汁原味。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食物被贴上了民族的标签，香料被欧洲看作异域的标志，只有耽于感官享受的民族才会热衷于此。与之相反，欧洲理性主义时代最为贬斥的就是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而不诉诸理性。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