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北京
语言∶汉语
电话∶冰箱
书本∶教师
小说∶人物
2009年中国合同能源管理（EPC）项目投资从2008年的116.70亿元增长到195.32亿元，增长67.37%。2009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从2008年的417.30亿元增长到587.68亿元，增长40.83%。综合节能投资从2008年的253.20亿元增长到360.37亿元，增长42.33%。按综合节能投资计算，形成年节能能力1757.9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1133.85万吨碳。一系列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在节能减排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2003-2009年按综合节能投资计算的节能减排量以及EPC项目投资变化情况见下图：
对下列分析的正误判断正确的是：
（1）2004-2009年我国EPC项目投资增长率逐年增大。
（2）2004-2009年我国按综合节能投资计算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增长率逐年增大。
（1），（2）都正确
（1）正确，（2）错误
（1）错误，（2）正确
（1），（2）都错误
，2008年=
，2008年小于2007年，故不是逐年增大，所以（1）错。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古典文学
律诗∶绝句∶五言绝句
诗歌∶古体诗∶近体诗
曲艺∶相声∶单口相声
独奏曲∶合奏曲∶钢琴曲
2004年个人所得税及同比增长幅度分别约为：
1042亿元，23%
1024亿元，20%
1042亿元，32%
1024亿元，30%
M大学开给教授的工资通常比其他大学平均工资低20%左右，却仍然能聘到称职的教授。原因主要是，许多教授非常喜欢M大学周边的湖光山色，尤其是天晴时能远眺美洲最高雪山——雷尼尔山峰。为此，他们宁可放弃其他大学更高的收入。这种现象在管理学中被称为雷尼尔效应，引申指用积极的企业精神、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等吸引并留住人才。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涉及雷尼尔效应的是：
甲放弃名企及高薪，加入一家可以居家办公，工作时间灵活的公司
乙行事怪异，被同事视为异类，但其发明的仪器为企业创造了很高利润
丙因某著名公司工作压力太大而拒绝了高薪聘请，宁可待在原单位拿低薪
丁不在意薪水高低，只希望创意能得到采纳和支持，决不去无法满足其愿望的企业
据报载，著名物理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宣布他已放弃对“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的追求，过去他认为人们很快就能找到一个至少能在原则上描述、预测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终极“万有理论”，而现在他认为，人们永远都获得不了这样的理论；因为根据数学中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有。
根据这段文字，理解不正确的是：
任何一种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支持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比“万有理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
追求真理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霍金过往对“万有理论”的追求显示了人们不竭的探索精神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作者认为“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是因为：
“最优标准”的食品仍有可能给人造成伤害
“最优标准”的食品仍不可能是零风险的
“最优标准”的食品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
制定过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将增加企业和社会成本
2004年，在我国的各IT分行业中，外资企业资产利润率最高的是：
电子计算机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元件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的资产利润率＝
，电子元件制造的资产利润率=
，通信设备制造的资产利润率＝
，经比较，通信设备制造利润率最高。
2004年我国东部农村约有绝对贫困人口多少万人：
373.2
385.2
392.6
400.6
2004-2007年，甲国的年碳排放量与上年相比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是：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3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