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官员、学者、媒体说了都不算。”广西社科院研究员黄耀东表示，量化的幸福感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幸福感。目前，衡量幸福感的指标较片面，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心理学家偏重心理因素，社会学家偏重社会因素，经济学家偏重经济因素，由于选择标准不同，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谐程度等三类主要指标，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自然环境、房屋价格、物价水平等，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阅读上面文字，关于“幸福感”的指标问题，下面说法恰当的一项是：
“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因此“幸福感”是无法测量的
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
量化的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代表民众的幸福感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中国古代的责任司法意味着司法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出了错案必须承担责任。在法家思想中，责任司法的理论源于责任行政的理论，因为当时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分家。责任行政的理论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秦朝制定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了严密的监察，对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当时，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此，对行政权的监察包括了对司法权的监察。监察主体如发现司法人员有司法不公问题，会对其惩戒。可以说，监察制度是当时司法责任制得以确立的前提。秦朝的司法责任制具有开创性，《秦律》中规定的“不直”等罪名就是例证。责任司法也是一种“治吏”司法，法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实际意思是治吏重于治民），要求将整治官员作风纳入法治化轨道。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的是：
中国古代的责任司法的涵义
责任司法的本质和历史意义
责任司法内涵的产生和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责任司法和法家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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