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美国宇航局的“雨燕”卫星日前观测到一个距地球约131亿光年的天体。该天体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的6.4亿年，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距离地球最遥远的天体。

此次观测到的最遥远天体其实是一种伽马射线暴。美国宇航局“雨燕”观测卫星最早于2009年4月23日观测到这一伽马暴。该伽马暴也因此被命名为“GRB 090423”。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该伽马暴大约距离地球131亿光年。美国哈佛史密松森天体物理中心科学家伊多•伯杰是双子星北座望远镜观测小组的成员，据伊多•伯杰介绍，“这是距离地球最远的伽马暴，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在宇宙中所发现的最遥远天体。”

为了计算090423伽马暴与地球的距离，天文学家们首先通过膨胀空间方法测量了该伽马暴的光线所延伸的距离以及变红的程度。通过测量发现，该伽马暴红移值大约为8.2，比此前发现的所有伽马暴的距离都要远。此前的红移值记录仅为6.7。如此远距离的伽马暴也意味着，这颗已经死亡的恒星应该是自所谓的“重新电离时期”以来最早的天体。据了解，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一种伽马射线突然增强的现象。伽马射线是波长小于0.1纳米的电磁波，是比X射线能量还高的一种辐射，它的能量非常高，能够消灭临近星体上的任何生命。在离地球6000光年范围内的任何伽马射线暴都能够摧毁臭氧层，从而破坏地球。忽略掉其金属粒子的特性，这种毁灭每10亿年就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是银河系中的高金属含量使得地球受到保护。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天文学家约叔亚•布鲁姆认为，“对于天文学来说，这是一起分水岭事件。如果天文学家能够发现更多更远距离的伽马暴，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光谱测定宇宙是如何快速变化的以及变化的原因。”要想绘制并形成早期宇宙的结构图，必须要首先发现更多更遥远的伽马暴或其他爆炸事件。然而，这一过程进展较为缓慢。“雨燕”卫星迄今已经发现了120个可测距离的爆炸事件。不过包括090423伽马暴在内，仅有三个是引爆于宇宙大爆炸之后的第一个十亿年之内。主要原因在于宇宙形成最早期，恒星光线的频率不高，通常无法形成像伽马暴那样的爆炸事件。

此外，直到最近红外探测器的敏感度才足以测量更为遥远而短暂的伽马暴余辉。在多年的运行中，“雨燕”卫星先后共10次捕捉到以极快角速度运行的伽马射线暴，其中，最短的伽马射线暴只持续了50毫秒。据估计，伽马射线暴每年约有100次左右。科学家们表示，由这些观测数据得出，短期伽马射线暴的产生不同于长期伽马射线暴。虽然在这两个过程中都有黑洞的诞生，但短期伽马射线暴比较接近于两颗中子星合并的模型，而长期伽马射线暴则比较符合恒星灭亡的过程。

从花粉到花生，让人类产生过敏变态反应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变态反应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变态反应”这一术语是儿科医生冯·皮尔凯和贝拉·锡克在20世纪首先提出的。几乎同一时期，“过敏症”使生理学家查尔士·里歇声名远播并荣膺1913年诺贝尔奖。此后多年，变态反应研究始终将过敏视为一种病态或障碍，极少有科学家探询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严重而有潜在危险的免疫反应，更不用说免疫系统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对貌似无害，却经常充当过敏原的物质作出反应。

20世纪60年代有关多细胞真核寄生物引发免疫反应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如果受到蠕虫这种寄生虫的感染会导致高含量免疫球蛋白E的生成，而引起变态反应的正是这一抗体。从那时起，有种观点盛行不衰：在进化中，人体为抵御寄生虫，发生变态反应，却把免疫反应的目标弄错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吉·普罗菲特在1991年对变态反应作出了一种非主流理论解释。她推测，在进化中，变态反应的形成是为了启动免疫系统，保护我们不受环境毒素（例如有毒的植物化学物质和毒液）的伤害。过敏原在多数人看来是无害的，但有很多事实上就是毒素。所以，与其把变态反应看成对蠕虫目标锁定有误的反应，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有益的反应，目的在于防御环境中的有毒物质。

虽然“毒素假设”至今仍不受生物医学界重视，但是其仍有一定合理性。首先，流鼻涕等过敏症状可以理解为身体力求摆脱过敏原的一种尝试，类似于食物和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引起类似的驱逐反应。其次，变态反应往往发生在接触毒素后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与需要一定时间方才显现的蠕虫感染相比，有一定差异。此外，患有过敏症的人常对过敏原变得极度敏感，环境中稍有微量便立即反应。考虑到对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反应都不能如此灵敏，对蠕虫表现得如此敏感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了。最后，充当过敏原的物质多种多样。“蠕虫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物质都能造成变态反应，但“毒素假设”却预料到这些过敏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造成伤害的能力。“毒素假设”也无法直接解释面对环境中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过敏原，肌体为什么有时候会作出如此严重的、潜在致死的过敏反应。

过敏症的多数患者会发现，变态反应可能有益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反应的好处可能类似于疼痛的好处：疼痛固然给人带来不快，但这种不快会帮助我们避开损害我们肌体的环境原，从而使我们更有幸存的可能。

地质纪年的名字和分类方法经常改变，不同年代的时间界限也飘忽不定。这有的是因为年代的重新定义，有的是因为测年方法不同，还有的是因为世界不同地方的研究者以不同的岩石作为同一年代的界标，导致具体时间界限存在争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质学家们使用“金钉子”来作为公认的固定界标。

1869年，美国首条横穿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这条铁路对美国的发展意义极其深远。为了纪念铁路的修建，在铁路竣工时钉下了最后一颗由黄金制成的道钉。这枚“金钉子”成为美国铁路划时代的标志。地质年代的分界线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金钉子”被借用到地质学中。“金钉子”正式名称叫“全球层型剖面和层型点位”，有资格被称为“金钉子”的地方，是标志地质年代分界线的代表地点。这里的岩石和化石，记录了某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地质事件。“金钉子”由国际地层委员会提名，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审核批准。“金钉子”一旦钉下，这个地点就成为某一地质时代分界点的唯一道标，即使对这里的岩石年龄测算结果发生改变，它的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

1972年，第一颗“金钉子”被钉在捷克，这里发现了非常好的笔石化石。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分界。但“金钉子”系统发展缓慢，在发布1989年版的地质年代表时，从寒武纪到现在的91个重要的地质年代分界点，钉上了“金钉子”的不到15个。

从1999年起，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有时候决定“金钉子”落点的不仅仅是科学，比如二叠纪到三叠纪分界的“金钉子”，虽然喀什米尔和伊朗也有地质记录上合格的地点，但这些地方太难到达了，不利于科学研究，于是中国浙江省长兴煤山地质剖面胜出。

现在全球的“金钉子”已经超过50颗。科学家希望，能尽快把过去6亿年来的重要地质分界都能钉上“金钉子”。但越是古老的年代，“金钉子”候选地点就越难找，因为越古老的石头越稀有，那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大化石。如前所述，前寒武纪时期的多数年代界限是人为划定的，并没有地质根据，也就谈不上钉子。2004年，在澳大利亚钉下了前寒武纪的第一颗“金钉子”，它标志着6亿年前覆盖地球的冰河年代的结束，以及埃迪卡拉纪的开始。这就是标准放宽的结果――关于埃迪卡拉纪的地质和生物事件，并没有全球普遍存在的记录。

《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电影讲述的故事只是地球路过木星时的几小段文字而已。这样一部小说，也给了“中国科幻”一个宏阔的背景。人类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距离将以4.3光年为计、时间将以2500年为计，其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故事，更是一个能够不断拓展想象力边界的舞台。从这个角度看，《流浪地球》开启的，可能将是一个新的电影世界。

在《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狼II》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准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也反映着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这个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而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比例超过20％。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都还有一些差距。①但一部电影能成为公共话题、激发公共讨论，也意味着这部影片有讨论的价值，更意味着观众对中国科幻有着进一步的期待。②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哗众取宠、意气之争，多一些中肯建议、理性之言。③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也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迎接中国科幻真正的春天。④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中国戏剧，可用三句话综括指出其特点，即是：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此三者之配合，可谓是人生之艺术化。戏剧本求将人生搬到舞台，但有假戏真做与真戏假做之别。世界即舞台，人生即戏剧，但若把真实人生搬上舞台去演，则为真戏假做。但京剧则是把人生艺术化了而在舞台上去演，因此是假戏真做。也可说中国京剧中之人生比真实人生更有意义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文学不应有隔。但从中国戏剧来说，正是相反。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其与真实人生有隔。西方戏剧求逼真，说白动作，完全要逼近真，要使戏剧与人生间不隔。但中国戏剧则只是游戏三味。即如绘画，西方也求逼真，要写实，因此连阴影也画上。中国画则是抽离现实，得其大意，重在神韵，在意境，始是上乘作品。中国人作画也称“戏笔”，便是这意义。中国京剧亦如作画般，亦要抽离不逼真，至少在这点上，中国京剧已是获得了中国艺术共同精神主要之所在。

西方宗教是空灵的，也是抽离现实的，因此有他们逼真的戏剧文学来调剂。中国人自幼读经。所讲全是严肃的人生道理，这些全是现实的。因此要有空灵的文学艺术作调剂。不论中西，在人生道路上，一张终该有一弛。如果说母亲是慈祥可爱，而父亲是严肃可畏的，则西方宗教是母亲，文学戏剧是父兄；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是父兄，而文学艺术是慈母。

中国京剧为要抽离现实，故把人生世相来绘画化、舞蹈化和音乐化。因为中国人对人生太认真了，故而有戏剧教人轻松，教人解脱。我们不能说中国京剧不如西方话剧之逼真，这在整个文化体系之配合中各有其分别的地位与意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基础，这是它同以前的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因此，要全面关注孩子的素质，首先必须关注他们的活动的发展和变化。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既不是由什么先天的遗传、先验的精神或图式决定的，也不是由环境、由外界事物机械地决定的。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并不是什么先天的东西预定的运动，也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在人的积极活动中，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一种能动的反映。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都是在活动中形成的，也是在活动中表现的，并且随着活动形态（游戏、学习、劳动）的不断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才是正确理解人，包括儿童心理发展的正确的钥匙。

（三）人的实践活动主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但从个体来说，实践活动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儿童出生不久，就产生了完整的有目的动作；继而便出现了专门接受人类经验的学习活动；最后，出现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一典型形态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从学会适应社会生活，逐步发展到学会改造社会。这样，他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