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上年增加47万人。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出生率与“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率相比，提高了0.84个千分点。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然比上年减少63万人，但比“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多出79万人；出生率为12.43‰，比上一年降低0.52个千分点。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

2017年出生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是比2016年减少2.08万人。广东和河南出生人口也超过百万，其中广东出生人口151.63万人，同比增加22.18万人；河南出生人口140.13万人，较上年减少2.48万人。此外，出生人口排名前十的省份依次还有河北、四川、湖南、安徽、广西、江苏、湖北。其中，河北、四川、湖南出生人口超90万人，湖北最少，为74.26万人。

从人口增量来看，2017年广东出生人口增量最大，出生人口较2016年增加22.18万人。安徽、四川、河北出生人口增量超过5万，此外，江苏、湖南、山东、河南出生人口较2016年有所减少。其中，河南减少最多，出生人口减少2.48万人。

2012年末，全国总人口135404万人，出生人口163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10‰，比上年提高0.17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7.15‰，比上年提高0.0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上年提高0.16个千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395万人，女性人口6600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比上年末下降0.0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比上年末下降0.08。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2%，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39%，比上年末提高0.27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比重首次下降。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7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上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全国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增长率比上年末提高2.92个百分点。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371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88万人。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爱丽丝·门罗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格姆镇。父亲酷爱写作，母亲身为教师。生活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少女时代的门罗就萌生了成为小说家的梦想。

19岁那年，门罗还在安大略大学攻读新闻学学士学位时，这位天赋异禀的姑娘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影子的维度》，从此她的创作热情便一发不可收，直到婚后数年，门罗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仍时时沉浸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之中。人们很难想象，一位少妇如何以柔弱的身躯，在小说、孩子、书店和琐碎的家务事之间繁忙地周旋。

每当门罗回忆起这段艰涩的时光，总忍不住叹息“真是绝望的赛跑”。万幸的是“良马终遇伯乐”，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文学节目制作人罗伯特·韦佛的推荐下，门罗的作品终于有机会被更多读者关注。而立之年，门罗的文学事业逐渐走向辉煌。1968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获得了加拿大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总督奖。评委会给她的评价是“每每读到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便知生命中未曾想到之事”。为了完成这部集子，门罗用了整整20年。

门罗将目光流连于平凡人的生活，她笔下的人物性格如同大海一样——忧郁、冷漠、孤傲。无论是自叙还是他叙，叙述者总是形而上的、忧郁的，带着远离自己生活的讽刺态度，来描述人生的重大“坍塌时刻”。门罗擅长“打岔”，擅长用旁敲侧击的回旋笔法，为小说中的人物，也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隙。“有呼吸的空隙，这是门罗短篇小说里最优美的一手。”

这种“空隙”不是逃避，也不是故弄玄虚。只要读过门罗的人生经历，便会体会到空隙中流露的恻隐之情。在经历了少女、人妻、人母，走向老年的过程中，门罗已经纯熟于这种处变不惊的节奏，以贴近女性心理的笔触叙述生命的无常，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重负。

孩子的经济成本由孩子出生前后费用支出构成。

孩子出生前的有关支出，即从怀孕至孩子出生这段时期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估计平均为2685.36元。其中在孩子出生前费用比中名列前三名的是怀孕期间的营养费(38.58%)、住院接生费(26.91%)和婴儿用品预购费(23.46%)。胎教支出相对有限，只占6.03%。处于各项支出的最后一位。统计结果表明，男孩的妊娠分娩费用(3216元)要比女孩的费用(2109元)高，高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额外营养费、雇工照顾费和婴儿用品预购费上的性别差别，生男孩的母亲要比生女孩的母亲多进补289元，高出37.1%；生女孩的家庭几乎不请雇工帮忙，比生男孩的家庭少支出195元的雇工照顾费；男孩的婴儿用品预购费比女孩高出631元，是女孩的3.5倍。

孩子出生后，抚养其0—16周岁的费用为118934.45元。食品费用支出最多，为52314.68元；教育费用次之，为23615.31元；然后依次是家庭生活服务费(12651.68元)、衣着费用(11683.94元)、零花和压岁钱的支出(9876.85元)、文化娱乐活动的支出(8431.25元)、健康保险费(5216.34元)、日用品支出(4562.31元)和医疗保健费(3984.62元)。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2.6%，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为1635万人，出生率为12.10‰；死亡人口为966万人，死亡率为7.15‰；自然增长率为4.9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女性＝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