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视角看，充分陈述法律理由有助于促进公正，但本书《司法的逻辑：实践中的方法与公正》作者却提出：司法中是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该追求“充分”。为什么？首先，“充分”是指除了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和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对其他辅助性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辅助性论证资源则主要包括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多数情况下，仅仅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这种论证只会让人感到“本来如此”，而要实现“很有道理”的论证，则势必需要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

然而，作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一，人们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文本，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典型如《论语》《老子》，而西方许多经典文本，却以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两种思维说理明显不同；其二，日常生活的论证语境和法律过程的论证语境存在较大区别，后者比前者更凸显利益以及是非立场的纠葛，参与者及旁观者对后者中的论证，审视、期待、要求显然更高，从“经验常识”展开理由论证，总会引发新的疑问和追问；其三，在法学话语及法律实践话语中，关于“法律原理”的争论不胜枚举，在中国法学甚至世界法学中，几乎难以看到一个法律原理未曾遭遇反论，且法律原理常涉及规范问题，注定在价值上有主观性。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法律论证是否充分与争议的化解、裁判的正当性、司法公正之间均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单纯”的法律论证，仅适用细节化的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以展现法律裁判的理由，是最理想的，它清晰明确、难以质疑，几乎能最好、最有效地抵挡外部裁判异议。

中国称城市化过程为“城镇化”，并提出要走出一条城乡协调、工农互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据统计，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3亿人以上。

我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同步前进。一条是扩大县城、中心镇的规模，吸引和驱动县域内农村人口向这些地点集中。这种路径或可称为“农村城镇化”，即农村的城市化，这直接体现为镇的数量增加以及居住人口的增多。2002年，我国建制镇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乡的数量，小城镇发展出现________；2005年，全国建制镇数量占全部乡镇数量的比重达到53.7%。另一条路径是将大中城市向外扩张，把周围农村郊区化，这一路径或可称为“城市郊区化”。根据统计，全国市辖区的数量从1998年的737个增加到2011年的857个。国家发改委2013年在辽宁、湖南等12个省进行调研时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纷纷着手打造新城。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造新城，城市郊区化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农村城镇化与城市郊区化虽然在城市化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过程和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的生长过程，因为无论是县城还是中心镇的城市化水平都较低，将周围农村纳入其范围之内，都需要按照新的标准来全方位地提升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这些新兴城市中，空间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以及治理的城市化需要同步进行，但城市化的各个主体自身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很有限。相比之下，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原有城市空间及其治理框架的扩展。由于大中城市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模式，可以利用现成的经验和知识来应对新的问题，然而尽管有经验可循，这些城市也面临着如何将现有的治理框架扩展到更大区域、更多居民的问题。 

知识产权广义上是关于无形智力成果的专有权利，是通过排除他人的主张和干预而独占智力成果的开发和使用，进而获得独占权益的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____________属性，财产理论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理论。具体到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关系中，则是一方面强调权利人作为财产权主体控制其权属范围内的一切资源而排除资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公共领域作为知识产权潜在的“对手”，主张公共领域的边界和层次的发展压缩了知识产权的权属范围，限制了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功能实现。

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损耗，通过财产制度赋予主体对特定资源的所有权，可以确保资源的使用受到合理规范和控制。同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在减少资源损耗的基础上增加财产使用带来的收益，引导财产主体进一步投入、开发和使用资源本身，形成资源不断增值和收益的良性循环。

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无形属性，在创造、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公有物的悲剧”中资源过度使用的困境。然而智力成果缺少法律制度的规范而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使用，造成的不利后果则是权利主体无法就智力成果的价值进行有效的收益，最终导致智力创造活动激励不足而无以为继。巧合的是，财产化智力资源能提供充裕的行为激励而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理论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依托财产理论实现重要的制度功能——鼓励智力创造活动，这又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相契合。

问题在于，财产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资源的财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阻碍后续开发和使用行为。知识产权领域也有类似的矛盾。在传统的生物制药领域，基于专利申请而不断增加的专利数量不仅没有进一步促进研发创新，反而由于权属复杂分散难以整合而导致后续研发的成本过高，最终阻碍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类似的，版权领域内的演绎行为的权利传统上归属于作品原作者。然而，滑稽戏仿等创作行为本身是对原作品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合理手段，通过转化性的创作来体现不同于原作者的目的和意图，能有效丰富社会整体文化技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实践中各国在版权立法方面将滑稽戏仿规定为版权的例外并允许类似行为的实施。显然，坚持绝对的演绎权利必然压缩演绎作者创作的空间，抑制基于原作品的演绎行为。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不能依赖财产化思路将智力资源完全专有化，而应该在财产化的过程中兼顾其他策略来实现知识产权的制度目的。

现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相声明显竞争不过小品。为什么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相声在思想性的追求上有些落伍，整体上不如小品的思想性深刻。

按说，相声艺术发展到今天，在艺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说学逗唱的功夫和技巧，应该不会比小品逊色多少。小品是舶来品，直接借鉴了西方许多艺术手法，尤其在思想性和哲理性上独领风骚，这是它顺应时代风尚，后来居上的首要原因。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提高，人们的审美层次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往仅仅有趣的艺术形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在追求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追求思想的升华和哲理的启迪，追求“有益的”教诲。这“有益的”，不能理解为政治说教，也不能理解为道德说教，它更多地倾向于知识和哲理，倾向于生活中的真理。

每年的春节联欢电视节目中，那些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小品总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欣赏。人们在观赏的同时，心灵得到了陶冶，智慧得到了启迪。相反，那些显得有些粗俗，仅仅为了逗得观众一乐的小品，往往并不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了几千年的说教，现在都有点厌烦了，艺术应该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觉。中国人是受了几千年的说教，这不假，但那是什么样的说教呢？如果是违背科学，违背真理的说教，不要说中国人，更不要说现代的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不是也同样反感吗？但说教并不意味着就非要违背科学，违背真理，它不许传播科学、弘扬真理、启迪人生的智慧吗？人们心中排斥的，只是虚伪造作无用的说教，决不会排斥真、善、美的教诲。向往真理，探究生活的哲理，是人的本能，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

这几年，哲理故事逐渐流行于故事刊物中，为仅仅有趣、出奇的故事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重新拉回了大量的读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量的哲理美文，正风行于网络和各种期刊中，也是一种佐证。它证明人们永远不会拒绝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不会拒绝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愿意为说教争鸣，愿艺术永远不要脱离主题，脱离它该有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