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编三绝”

“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读《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简册的编绳翻断了多次。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对“韦编”的“韦”如何理解？新版《辞海》的解释是：“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皮绳编缀，故曰韦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一，现代的形声字古代常常写作假借字，汉代文献中此例不胜枚举。汉代许慎《说文》有“经，织从丝也”。许慎所用的“从”，即今之形声字“纵”字的假借字。我们既知“纵”字在汉代实写作“从”，那么我们把汉人（司马迁）写的“韦编”读作“纬编”是合乎汉人用字常理的。纬编即编联简册的纬绳。因为古人常把纵横称作经纬，所以《说文》又称“纬，织横丝也”。简书的竹简是纵向排列的，犹如织布帛的经线，编联简册的组绳则是横向编联的，犹如织布帛的纬线。据此，把横向编联简册的组绳称作“纬绳”、“编纬”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古代简书并不一定是用皮绳编缀的。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写道：“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有时写作‘编’。”荀勖《穆天子传》记“燕郡魏冢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毫无疑问，所谓“素丝编”“青丝编”都是指的丝绳。出土简册，则木简仅见用麻绳。除了“韦编三绝”的“韦”被译为皮绳外，尚不见任何关于用皮绳编联简册的记载和实物。

历史的变局，往往隐藏于一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细节中。

弓箭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它利用竹、木、牛角和兽筋的弹性，将箭矢投射到远处，以杀伤野兽和敌人。但只有经过多年严格训练才能百步穿杨，洞穿重甲则需要过人的臂力。中国人在春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弩。弩利用机械，将拉弦和射击分解为各自独立的动作，于是使用者可以脚踏弩臂上弦，以腰力补充臂力的不足，之后精确瞄准。这种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得秦汉两朝的农耕民族军队可以击败长于骑射的匈奴，迫使他们西迁，改变了欧洲历史；也使宋代在缺乏骑兵的劣势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数百年，发展出辉煌的文明。

__________________。在史前时代，独木舟和木筏就已经帮助人类迁徙到大洋洲。在那之后，船使河流和海洋成为人类运输的快速通道。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可以装载四吨货物。而八个人驾驶的船可以运二百吨货。船运给河流和海洋的沿岸带来了繁荣，人在水运的枢纽处聚集，形成城市，而城市甚至王朝也因此依赖于航运。中国南方的粮食通过河流只能运到开封，北宋不得不在这个危险的地域定都，最后付出惨重代价；南宋的泉州因为海运贸易而繁荣发达，也恰恰是泉州的失陷，让蒙古人获得了南宋的船队，南宋失去最后的抵抗机会；在元明清三个南北统一的朝代，又是航运使得南方粮食源源不断供应北方的都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与弩的发明一样，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最终在西方的技术大跃进时代走向衰落。在公元2世纪就能造出十丈楼船的民族，到18世纪只能建造被西方人嘲笑的小船。技术衰落无疑是文明衰落最明显的表征。让中国人一直感到不甘甚至悲愤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创造，却最终输掉了竞争？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给出了他的见解：“因为欧洲是如此吵闹不已打来打去的一盘散沙。”欧洲的吵闹，让轻视技术发展的国家不断被打败、淘汰；而追求步调一致的中国呢？乾隆十二年，清廷下了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船运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恰恰是大一统，使得中国的船运和国运走向衰败。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我们习惯了出门要先看看天气预报。其实在太空中也是如此——空间环境预报对保证航天员的工作、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非常重要。
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承担着空间环境预报的任务，不仅要为发射任务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还将开启________的空间环境保障模式，不间断地为我国载人空间站的在轨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影响载人空间站发射和运行安全的轨道空间环境主要是大气环境、高能辐射环境和流星体环境等。这些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的制约。太阳活动是近地空间环境的扰动源，大的太阳爆发活动直接影响近地空间环境，如产生太阳质子事件引起高能辐射环境的变化。地磁暴期间，高层大气密度会迅速上升，导致低轨道上航天器的阻力增加，从而改变航天器的正常运行轨道，增大航天器定轨和轨道预测的误差。
载人空间站各个舱段的发射期（2021-2022年）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开始和上升阶段，太阳爆发活动的强度和频次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环境就可以平静无虞了。太阳上的冕洞经常连续几个太阳自转周（27天）引起地磁扰动，偶发的日冕物质抛射也会时不时引起地磁暴。
最重要的是，载人空间站的运行期为10余年，将横跨第25太阳活动周，甚至延长至第26太阳活动周。长期的在轨运行，工程任务将越来越复杂，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要素威胁。
首先，空间站是一个大型航天器，更容易遭受空间粒子辐射、原子氧腐蚀、碎片撞击等效应影响。它在轨时间很长，这就使得空间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非常突出。其次，空间站要正常运行，必备一个高压供电系统，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环境会导致弧光放电、电流泄露等效应突出。再次，空间站将一直运行在低轨道区域，大气环境和碎片环境恶劣，轨道衰变、机械碰撞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航天员而言，需要常驻在空间站，并开展出舱、交会对接等航天活动，遭受空间辐射的概率大大增加。空间站长期运行任务中，将包括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船、实验舱1、实验舱2、光学舱等频繁的发射和回收，航天任务重。要保障这些飞行任务的空间安全，需要的空间环境安全窗口更多。
预报中心早在天和核心舱发射前一年就进入保障状态，对空间站任务期的整体空间环境态势及其对任务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续预报任务的制定和实行奠定了基础。
自2020年6月以来，预报中心对现有的空间环境预报保障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重点增加了针对空间站轨道预报的支持产品和针对航天员辐射安全的预警评估产品，并于2021年1月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
从核心舱发射前三个月开始，预报中心持续不断地向工程有关部门提供空间环境预报报告，对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状况进行精密的分析和预测，并分析空间环境可能对核心舱的影响，给出了精确的短期预报结论：太阳不会发生强爆发活动，地磁不会发生强扰动，预计发射窗口的空间环境是安全的。从4月29日核心舱入轨开始，预报中心进入空间站在轨飞行空间环境保障任务状态。空间环境预报员24小时值班，时刻监视空间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空间环境态势，评估空间环境变化对载人空间站可能带来的威胁，协助空间站系统和航天员及时规避未知的空间环境危害，保障载人空间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

近段时间，一个“才子”、一个“佳人”陆续成为朋友圈里的刷屏人物。前者是赵雷，一位民谣歌手，凭着一首《成都》，在湖南卫视节目《歌手》中一登台，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后者是武亦姝，一名中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一鸣惊人，成功问鼎。一个现代、一个传统，两人的“意外火爆”，看似不搭边，其实，“这”背后或有着相似奥秘。

撇开《成都》的曲调不说，它的词本身就是一首诗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抑扬顿挫的韵律、画面十足的文字，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难怪有人在安静听完这首歌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话虽绕，却点出了《成都》火的缘由。

同样，武亦姝的火，也不仅仅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更是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再到“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很多人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早已经忘记了诗词的意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纯洁心灵、净化灵魂的传统文化，就隐藏在心灵深处。

其实，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文化”的血液。古典诗词，自不用说。不少民谣，也正是因为其历经打磨后，刻画出人生的百态，引发大家的共鸣，由此才成为“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