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率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乐观，然而一组来自欧洲的数据引起了人们注意。这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人口中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的比率，分别如下：匈牙利99.997%，奥地利99.98%，法国99.91%，葡萄牙99.64%，波兰99.5%，比利时98%，瑞典85.9%，荷兰27.5%，英国17.17%，德国12%，丹麦4.25%。统计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前七个国家的同意率都很高，在这几个国家之后，器官捐献的民意率_______，是什么因素让那些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同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呢？

英国和法国教育、经济水平相当，可英国仅有17%的人同意捐献器官，而法国却接近100%；另一组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德国和奥地利接壤，也同为德语国家，然而德国只有12%，奥地利却为100%，说明以上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会不会是宣传的作用呢？在荷兰，全国对器官移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的信件，在电视、广播中也时常能看到宣传广告，甚至还有一档极具争议的综艺节目，让亟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选择想要谁做他的供者。做了这么多活动，钱也花了不少，然而荷兰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只有28%，与邻国比利时一比就相形见绌：人家没花过一分钱做宣传，器官捐献的同意率却高达98%。

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研究者排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个极其细微的环节上，那就是人们签署的那张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在那些同意率低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是这么写的：“如果您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而在同意率高的国家中，知情同意书里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如果您不想参与器官捐献计划，请在这里画勾。”器官捐献率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知情同意书中的那一个词：“想”或“不想”。

这是两种不同的“默认选项”。第一种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参与器官捐献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做出行动改变——“画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默认选项，因为在潜意识里这被看做是推荐的方案，而“画勾”做出改变则需要费力气，付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投入，以换取改变默认选项后的收益。同样的，在第二种默认选项中，默认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在器官捐献计划内，这也是默认的推荐，不捐献才需要人们去做决定和做出行动改变，而这需要花费人们更多的精力。也正因此，在两种情况下，“画勾”的都是少数，而接受“默认选项”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保持9.7%高位增长，占GDP比重为38.6%，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
产业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2020年我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0.7%、21.0%和8.9%。
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湖南和安徽；另有8个省份超过5000亿元；从GDP占比看，北京、上海领先，分别达到55.9%和55.1%；从增速上看，贵州、重庆、福建数字经济增速位列前三，增速超过15%。

2018年末，河北省电话用户总数8865.6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8195.6万户。

2010年，我国黄金产量340.88吨，同比增长8.57%。其中矿产金280.04吨，同比增长7.27%；有色副产金60.84吨，同比增长14.95%。

2010年，我国黄金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292.88亿元，同比增长66.72%；实现利润248.74亿元，同比增长78.19%。

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是个考试的国度，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弥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或哈罗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津、剑桥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是个不容易对付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