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石刻遗产是我国海洋遗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类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所谓海洋石刻遗产，通常指的是分布在我国海岸带地区、以石为载体、表述海洋社会文化主题的各类石刻，也包括一部分位于内陆地区的涉海石刻。海洋石刻遗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历代涉海人群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
中国很早就有利用海洋及刻画海洋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滨海地带生活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作为表述工具，如东南沿海一带的贝丘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太阳崇拜石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海洋石刻艺术。秦汉以来，随着滨海地域逐渐得到开发，人们利用海洋的活动日渐频繁，海洋石刻也相应增多，并最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石刻遗产。从田野调查可见，我国各地目前留存下来的海洋石刻，广义而言，可以分为石刻建筑、石刻造像、石刻文书等三大类别；从狭义上说，海洋石刻遗产指的是石刻文书，即以石为书写载体的各类涉海文书，如摩崖石刻、碑铭等。①
单就狭义的海洋石刻遗产来说，可从内容上分为海防与海疆安全、海洋生产与管理、海洋宗教文化等类别。其中第一类海防与海疆安全相关的海洋石刻，包括历代海防与记功类石刻。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海疆安全，因此不少滨海地区留下了海防将士的石刻印迹，典型者如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明代海防所城——悬钟所城中，保存着29通明代海防卫将领巡视当地海防时留下的摩崖石刻。是目前我国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海防官兵石刻文书，集中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卫所的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动。②
还有相当一部分海洋石刻遗产属于海洋生产与管理类别，典型者如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的10通宋代海交祈风石刻，是记载宋代泉州当地的海洋航行仪式习俗的珍贵石刻资料，也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录，同样，在福建沿海不少港湾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坞界碑”，这些也是反映当地海洋生产的石刻记录。此外，一部分海洋石刻还涉及历代官府对于海洋的管理或当地社区对于海洋活动的习俗规定。③
在目前留存的海洋石刻遗产中，比较集中的是第三大类即海洋宗教文化石刻。历代滨海、岛屿地带人群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海洋神灵信仰，由此产生大量海神宫庙，典型者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滨海区域普遍存在的天后宫，按照地方习俗，新修或重修当地重要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往往伴随着竖碑纪事的仪式活动，这些涉海宗教碑铭，因为保存了历代修建涉海宫庙的记录以及捐助者姓名、捐助银两数目等内容，为我们今天深度了解历史上海洋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石刻文书资料。④
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工业发展与海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包括海洋石刻遗产在内的海岸带文化遗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保护处境。尽管一部分标志性的海洋石刻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各级文物名录，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相当多的海洋石刻还缺乏基本保护条件，一些涉海碑刻因为无人看管，不仅遭人随意拓印，甚至被凿挖盗卖。对于海洋石刻遗产而言，在人为破坏及日常损坏之外，另一个较大的威胁是海洋灾害与污染侵蚀。海洋石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露性。除了一部分保存在宫庙或其他公共建筑内的海洋石刻，相当多的海洋石刻都是处在海岸带的公共区域。比如传统时代“勒石示禁”的习俗，使得绝大多数的涉海示禁碑，都要竖立在渡口、海港、渔村等醒目的公共空间，从而暴露在自然界中，容易遭受台风、海啸、海水酸化侵蚀等海洋灾害带来的严重损害。

材料一：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制于丝帛之上的精美地图——《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城邑图》。据考证，三幅地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它们证明了西汉时期我国军事测绘已经较为成熟，其中的《驻军图》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标有军事情况的地图。
三幅地图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准确区分方向——图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更重要的是，这几幅绘图中蕴含了古人的找“北”智慧。
据现有考古研究，古人绘制地图时区分南北，主要利用的是日光和“北斗”。地球自转轴向两侧无限延伸，其中一侧的延长线，就从天空中北斗七星中天璇星与天枢星连线的五倍延长线上的北极星附近经过。四季轮回、斗转星移，古人通过肉眼或专用测量工具“望筒”等，很早就发现了“北极星位置基本不变”的现象。研究还表明，汉代甚至汉以前的华夏先民，就已经有能力比较准确地测量地理信息。比如，先秦时期，古人运用“北斗”等星象与地理信息的对应关系判断方位。到了汉代，人们对“北斗导航”的认知就更为普遍。根据《淮南子》中记载的“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就说明了古人的日常中，“北斗”判断方向已是通识。
正是基于古人对“北斗导航”的长期观察和运用，以及规、矩、准、绳等工具的发明，我国古代绘制的很多地图都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以《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例，地图虽未标明比例尺，但经测算，其主区比例尺约为1∶180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图上所绘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等均和现代地图大体相似，所绘山脉和山体轮廓，范围及走向也大体正确，地图东半部分的方位角误差，也仅3%左右。
材料二：
“北斗+冬奥”雪上智慧运动服务系统主要为“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雪橇雪车”等项目提供运动员备战和赛事运营支持。它涵盖了运动员和教练、裁判、工作人员和赛事保障四个子系统：运动员科学训练服务系统、环境风速监测和决策系统、越野滑雪裁判智能辅助系统、工作人员雪场保障系统。例如，“北斗+冬奥”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部署于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可以通过无人机航拍建模合成的实际赛场三维地形数据，实时监控赛场中核心赛道的多个起跳点位置的环境气象条件，尤其是对滑雪比赛最重要的横向和纵向实时风速信息。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与高精度激光测风雷达技术融合其它气象传感器，系统可以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场建立高精度位置网格化的实时气象数据，为赛事保障部门提供气象监测数据和超运动条件的预警信息，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事及日常运动训练的环境保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北斗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与国际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同台竞技的同时，必须用开放的胸怀融入国际导航大家庭，让全球用户愿意用北斗、用好北斗。北斗系统的发展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秉持和践行“世界的北斗”发展理念，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资源共享，在覆盖全球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全球、服务全球。目前，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到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得到成功应用。中国北斗已经成为与“一带一路”遥相辉映的“太空丝绸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