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基础，这是它同以前的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因此，要全面关注孩子的素质，首先必须关注他们的活动的发展和变化。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既不是由什么先天的遗传、先验的精神或图式决定的，也不是由环境、由外界事物机械地决定的。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并不是什么先天的东西预定的运动，也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在人的积极活动中，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一种能动的反映。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都是在活动中形成的，也是在活动中表现的，并且随着活动形态（游戏、学习、劳动）的不断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才是正确理解人，包括儿童心理发展的正确的钥匙。

（三）人的实践活动主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但从个体来说，实践活动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儿童出生不久，就产生了完整的有目的动作；继而便出现了专门接受人类经验的学习活动；最后，出现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一典型形态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从学会适应社会生活，逐步发展到学会改造社会。这样，他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像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像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地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像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的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

“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像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匀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这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之常情。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地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