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2013年我国进出口稳中有升，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6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416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7.62%。其中，出口总额137170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22096亿美元，增长7.9%；进口总额12109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9504亿美元，增长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