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奶业发展已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办公厅《“十五”营养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国奶品消费的目标：到2005年，人均年消费量达到10公斤；到2010年，人均年消费量达到16公斤；到2015年，人均年消费量达到23公斤。

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0年，是日本乳品消费高速增长的15年，人均消费量从9公斤增长到54公斤，年增长率近13%。在韩国，乳品消费从1975年至1990年也高速增长了15年，人均年消费量从4.6公斤增长到43.8公斤，年均增幅达16%。由此推断，未来10年，我国乳品行业将保持每年12%－14%的稳定增长。

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着国内外的资本纷纷进入。巨大的资本介入在加速国内乳业发展的同时，也将促进国内乳业市场的全面洗牌。

按照中国奶业协会的估计，我国现有乳品企业1500家，但日加工能力超过百吨的企业只占5%，50吨－100吨的占40%，其余绝大部分日加工能力在20吨以下。大部分企业处于低产量、低质量、低效益的“三低”状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有关协议，乳制品的进口关税减让幅度从目前的平均50%左右下降到12%，将对我国乳品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山东省2007年全年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据全省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2007年全省出生人口103.7万人，出生率为11.1‰；死亡人口57.1万人，死亡率为6.1‰；自然增长率为5.0‰。年末常住总人口9367.0万人。其中0～14岁1409.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1%；15～64岁7004.7万人，占74.8%；65岁及以上952.6万人，占10.2%。

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265元，比上年增长17.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12.1%。其中，工资性收入11814元，增长13.1%；经营性收入730元，增长30.8%；财产性收入305元，增长38.1%；转移性收入2517元，增长25.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667元，增长14.1%。其中，食品支出3181元，增长17.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9%，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9.8平方米，增加0.5平方米。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2711元，增长18.1%。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4834起、死亡人数6291人，分别比上年下降14.9%和11.2%。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24人，下降25.0%。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0.14人。全年道路交通造成5760人死亡，下降8.7%；道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为3.84人。

“十五”以来，广东省的产业集群发展迅速，特色产业基地已成为广东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亮点。据统计，2006年广东省特色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达4930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0%；基地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650亿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11%。全省特色产业基地的经济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当地经济增长的平均幅度。2006年，广东省特色产业基地的工业总产值，比2005年增长20.3%。与此同时，各特色产业基地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步加大，有些基地已占到当地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如湛江海洋特色产业基地的工业总产值，2006年已占湛江市工业总产值的33%；阳江五金刀具特色产业基地2006年工业总产值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1%；云浮禽畜生物制品特色产业基地2006年工业总产值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38.5%；国家级肇庆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有高新技术企业19家，占全市高新企业总数的17.7%，基地工业产业总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20%。

每提起屈原的《涉江》，人们总喜欢把它与《离骚》作比较，有人说它是“一部小型的《离骚》”，有人认为，“《涉江》同《离骚》一样，反映了诗人对真理的追求和遭贬后的愤懑与不平。”有些学者把《离骚》和《涉江》都看作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都写于放逐江南之时，陶今雁在《漫谈屈原的〈涉江〉》中说：“《涉江》与《离骚》一样，都是诗人对一生生活经历的总结，是他晚年流放于湘沅一带写的”。郭沫若也说过下面的话：“《涉江》之作殆与《离骚》相去不远。屈原在长期窜逐中，南下湘沅流域应不止一次，余昔以《涉江》作于《哀郢》之后，今知其非是。”（《屈原赋今译》）固然《涉江》与《离骚》都像一面闪光的镜子，反映出屈原伟大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质，也像一道深深的辙印，印下了诗人求索中坎坷的历程。但《涉江》与《离骚》是有明显的不同的，仅就写作时间与地点来说，差别也是巨大的。对于《涉江》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没有疑义的，但《离骚》却是作于放逐汉北之时，大约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之前不久，当时屈原应为四十四岁左右。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离骚》本身的内容来看。细析《离骚》诗意，诗中对君王听信谗言、朝废昔替，是有埋怨和责难的，但也有希冀和期待，希望他能改其度，继前王之踵武；同时有对年华易逝的惋惜和懊丧，但也表示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并没有自弃和绝望。有对自己受谗遭贬怀着牢骚和不平，但对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企求。这与后期作品那种决绝的调子，凄凉的色彩是有所不同的。在《离骚》中，我们看不到《涉江》中“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那种对世事极度伤心的态度；我们也听不到像《悲回风》中“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任重石”即抱石投河之意）那种对君王、对前途完全绝望的凄绝的心声。相反地，它却有着强烈的牢骚和不平。一个人只有在有希冀、有企求之时，才会有因实现不了这希冀、企求而产生的牢骚和不平。不然，也就如老子所云“无可无不可”了。所以，这牢骚和不平也正是有进取心的产物，如同白居易所云，“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另外，《离骚》中还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自信心，这更是一个对事业和前途并未绝望的人的心理特征了。

《拿破仑法典》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它第一次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奠定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法律基础。除总则外，共有3编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第二编是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方法。从内容和结构来看，法典的核心是财产关系，即所有制问题。恩格斯说，它把在消灭了封建专制主义之后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法律语言，他把这部法典称作“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这部法典虽然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但他并未直接参与法典的制定，原因是他正四处征战，无暇顾及，只是下令而已。这个误解同法国史书对拿破仑辉煌战绩的片面描述以及法国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对他赫赫战功的过度渲染有关。实际上，拿破仑不仅下令而且直接、积极参与了法典的制定。他于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翌年就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委员会按期完成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草案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参加了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实施。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这部法典之所以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走到哪里，就把这部法典带到哪里，他通过法典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全欧洲。拿破仑并非一介武夫，他深知，同欧洲封建同盟的殊死搏斗不仅要靠军事力量，更要靠资产阶级法律这无比锐利的武器。他为锻造了这样的武器而感到自豪。

有人认为拿破仑是个实用主义者，对理论一窍不通，因此《拿破仑法典》只是一种法律工具，根本没有理论价值。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于法国，革命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特别是1660年还发生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比英国晚100多年，但比英国更彻底，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准备更充分，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时期准备了数百年。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在法国，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也就表现得更成熟，《拿破仑法典》就是明证。

古代书画以纸或绢为载体，因而也被称为“纸绢画”。不同时代的纸绢会自然而然带有该时代造纸或丝织工艺的特点。

绢是一种平纹组织的丝织物，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最初用生丝织造，质地比较粗疏；通过捶压等整理工序，生绢可以变成密度较大、坚韧挺括、平整均匀的熟绢，这种工艺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于丝织业发达的山东一带。从实物和文献记载看，初唐以前书画都用生绢，经纬间并不十分精密，很难画得精细入微。这种生绢直至晚唐仍在使用，韩愈《桃源图》“生绡数幅垂中堂”中的“生绡”就是生绢。盛唐时期，画家开始使用洁白如银、质地平滑的熟绢，材料加工的进步，为丹青与水墨画风的细密精丽提供了保障。不过以生绢作画仍很流行，张僧繇、阎立本等人的画作都用生绢。

五代绘画用绢极粗，质地如布。宋人绘画用绢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画家所用的质地稀薄的绢，一种是为满足宫廷书画需要而特别制作的“细密如纸”的院绢。宋徽宗《听琴图》用的应该就是院绢，质地细密，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千年后仍洁白如新。

绢有一定幅宽，这是丝织工艺和政治制度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工艺角度而言，古代的绢都是人工织成的，绢的幅宽和织布人的肩宽有密切关系，幅面太宽，投梭织纬就会十分困难。从政治角度而言，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商品，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西汉之后的历代官府都实行“钱帛兼行”的政策，绢帛不仅可以输纳捐税，还可用以偿付债务、俸禄等，因而要求统一规格和质量。西周时期规定绢帛幅宽为2.2尺，约合现在的43.8厘米，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朝，但是由于尺寸变迁，绢的实际幅宽总体上呈逐代增长趋势，最宽时约合65.93厘米。唐、五代基本以1.8尺为官方标准，约合55厘米；宋代以2尺（61.44厘米）为幅宽标准。因为绢的幅面是个常数，作画人可在单幅绢面上绘制小型画；若要创作大型画面，通常采用将两幅或三幅绢面拼接起来的方法获得足够的宽度，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都画在两幅拼接起来的绢面上；范宽的《雪景寒林》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则是用三幅绢面拼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