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受访者认为年轻人语言贫乏的表现是基本不会使用诗句（61.9%）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亦如以往所有关于汉语命运的讨论，总是要有一个“替罪羊”被推出来，在许多受访者口中，这次轮到了网络语言。

②网络带给传统语言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大大加速了互联互通的效率，把每位网民都推向了______的广场，使面向公共空间说话，从少数精英的特权变成了人人可享的服务，网络大大加速了语言发展和演变，激发了全民的语言热情。然而，全民进入网络空间，难免______；来得太快，难免让人不适应，自然也带来焦虑。这种焦虑是全方位的，伦理的（如隐私），经济的（如虚拟货币），文化的，自然也少不了语言本身的。

③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语言生活，塑造什么样的语言样态，也就培育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古诗词和复杂灵动的修辞有其恒久的价值与魅力，但不要忘记，在唐诗宋词滥觞的岁月，它们也是因适应当时的文人语言生活才获得发展的。回到今天，不论线上线下，我们都很难要求话语里也三句一成语，五句一典故，而恰恰相反，不同于直接生硬的引用，在这个网络时代，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语言文化在以新的方式焕发生机。《经典咏流传》把古诗词唱出来，新造成语用四字格描述今人情绪，《中华新韵》让古体诗用普通话读着也有味道，突然爆火的夸夸群更让灵动的修辞炫出了天际，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模因理论告诉我们，经典的文化元素会在每个时代流行，其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语言生活依然在有序发展，我们的语言也很好地适应着语言生活。

④因此可以说，社会的语言能力并没有退化，而要进一步提高个体的语言能力，则有赖于建造良好的语言环境。给予有效的引导，而非强制的教育，没有语言使用的环境，就没有语言能力的提升，很多当代作家回忆，他们的写作能力在大学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因种种课程，纯是向家人、恋人、好友大量写信锻炼了语言的风格和魅力。我国的应试文化和教育现状让青少年很少有机会自由地使用语言，表情达意，言说心声。恰恰是网络空间，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语言生活规划者需要做的就是鼓励更多优秀的语言作品产出，压制极少数低俗恶俗的词汇与表达方式，把最大的自由空间还给每一个语言使用者，去激发语言创造的热情。

⑤另外，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建议青年训练自己的语言，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证明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正在觉醒，意识到语言和语言生活是需要规划，需要建设的。相信人人努力，营造自由开放，又有引导的语言生活，就可以既做心口一致的君子，也做美言美语的贤人。

以下是略有删节的公文部分内容

强化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以关系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商品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对互联网、农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等侵权假冒高发多发领域和地区的监管，坚持线上线下治理相结合，深挖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清理生产源头，铲除销售网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加强部门间执法协作。执法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协作，促进执法监管和行业管理等信息共享，在执法检查、检验检测、鉴定认定等方面互相提供支持。执法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对于重大案件线索，必要时要共同研究案情，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对基层综合执法部门的指导，（甲）监管职责，（乙）权力清单，（丙）监管漏洞，确保综合执法机构权威高效、运转协调，提高执法效能。

推进区域间执法协调联动。针对侵权假冒行为_______的特点，加强区域间执法协作，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席会议、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联合办案以及检验鉴定结果互认等制度，完善线索发现、源头追溯、属地查处机制，推动执法程序和标准统一化，加强交界区域基层执法协作，消除监管空白地带，对侵权假冒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形成全链条打击。结合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区域等深入开展打击侵权假冒区域合作，总结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完善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间有关案件咨询、督查督办等工作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证据的固定和移送，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中有关涉案物品处置制度，探索建立涉案物品保管“公物仓”和有毒有害物品统一销毁处理制度。建成中央、省、市、县四级联网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系统，提高衔接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①一面是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村庄，一面是_______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面对着社会结构转型几乎_______整个乡村的现实，人们日益感到“激发农村的活力”同“解决农业人口的出路”一样重要。也正因此，“乡村振兴”的呼声日益高涨。

②乡村的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道理很简单，放下手中“犁和耙”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从熟悉的乡村走向陌生的城市，也不过是为了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如果留在乡村便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留下。这些年来，乡村旅游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四川成都的“田园城市”等等，都是依托旅游产业带富一方乡土的极好的例子。

③然而，乡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即就当下风生水起的乡村旅游来说，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难题。过度的商业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的乡村虽然被以乡村旅游等形式包装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收入，却因村庄完全被改装成了商品，充满着商业的气息，而全无传统乡村原先的文化与味道。

④尤其是对于那些本就有些资源和名气的乡村，由政府或企业出面圈建起来，村子里的人们悉数迁走，不出几年，沉淀了多少代乡村文化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人造的景区，再难见到“乡村”的影子了。如此过度的商业开发，消失的不仅是乡村的底色，更是村庄本身。而这与乡村振兴的初衷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⑤乡村生活，本就是一种文化。就像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写到的，“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吊脚楼上人们的那种生活。

⑥如今即使走进湘西那有名的“边城”，看到的也大多是人造的景观：作为商业项目之一的对歌，已经完全进入程式化的模式；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上，除了游客便是做生意的主家；再往里走，满街都是为游客专设的店铺，虽然也是古老的房子，出售的也是当地的腊肉、熏肉，却已看不出有多少“镇筸”生活的味道了。转来转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换了壳的农贸市场。远不如沿着迂回的山路走进去，偶尔碰到一位背着背篓的老婆婆来得亲切、自然。

⑦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乡村振兴，也应该遵循着这样的认知，重在经营，前提却是尊重。首当其冲就是尊重乡村的文化。那些来源于乡村生活，即老百姓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里的生活文化，尤其需要关注。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