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集团针对全国30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进行了“中国公众环保指数”调查。2010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得分为69.5分，较之2005年（68.1分）和2007年（69.1分）维持稳定局面，但仍未破七，当前大的环保环境和公众环保内驱力还没有达到足以产生变革的度点。可喜的是，西部城市公众环保指数以69.4分紧随东部之后（70.3分），成为2010年环保指数的亮点。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公众主要赢在社会参与型环保的行为率高，高出东部和中部公众10分以上。

由于当前中国政府的行政特征、表现力及公众环保水平的发展阶段，使得我国的公众环保表现出两项内生性矛盾：

矛盾一：73.2%的公众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会优先选择环境保护，环保选择具有压倒性优势；另外认为我国环保已经紧迫的公众比例将近九成（86.8%），但在具体环保事项上，公众的环保意识表现不一，人们的高环保意识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层面，如将生活垃圾分类、节约水电等，分别有59.6%和53.7%认为它们是环保行为，而在办公场所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落实在行为层面上，在20项环保行为中，二分之一的环保行为采取率都在30%以下，尤其是社会参与方面，环保行动力明显弱化。

矛盾二：对于环保问题的责任归属，72.3%的公众认为应该由政府负责，但对目前我国的环保状况，表示满意的比例不及四成（39.4%），尤其是18-25岁的青年（32.8%）及学生（23.8%）。而对此，仍有54.6%的公众对政府工作表示认可。公众表现出的这种矛盾认识正体现出中国公众的政府依赖惯习，而这种惯习是不以政府的环保力强弱为基础的。

当然，这几年我国公众环保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气象，从这些新气象中，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未来中国公众环保的两个趋势：

趋势一：在联合国公布的十大环保问题中，46.1%的公众表示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关注度仅次于大气污染（72%）和水污染（69.7%），因此，低碳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最直接行为，将具有更加坚实的公众基础。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生活中可以实现低碳的行为方面，如节约水电（64.8%）、购买节能电器（52.7%）等，公众的行为采取率均相对较高。当然，公众低碳时代的到来，需要政府的监管及市场的配合，只有做到三合一，才能让低碳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

趋势二：根据中国环保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几年来有明显增加，未来趋势会更明朗，而这依赖于公众对环保组织工作的认可（61.6%），一直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环保主体中居首，尤其是近年来环保问题严重的西部，这一比例相对更高为65%。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公众不参加环保活动的首要因素都是“没人组织我参加”，这为未来环保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对于18-25岁青年来说，增加环保组织信任度和透明度（分别为25.6%和28.9%）也相对较为迫切。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科学家曾这样想象：如果由带正电的电子与带负电的原子核组成原子，那么就是反原子，反原子则可构成反物质。倘若反物质与物质相遇就会爆炸成光辐射。这一“反物质假说”，在21世纪将逐步变成现实。2002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的39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在受控条件下成功制造了约5万个反氢原子。科学家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正电子，这使他们更相信所有粒子都有其反粒子，从而更有信心揭开反物质之谜。

世界公认的宇宙诞生理论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是从140亿年前一个“极小的点”爆炸而来的，在那个点之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总能量仍然为零。能量与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大量的能量亦应转化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这是反物质理论研究的基础。但要想在反物质乃至宇宙诞生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寻求更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14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产生了大体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这些反物质在哪里？宇宙存在着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是一种解释；宇宙诞生产生的物质多于反物质，二者相互湮灭后，剩余的物质构成了现在的宇宙，是另一种解释。科学家没有放弃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反物质，以便更直接地研究反物质现象。科学家认为，先进的探测手段在反物质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根据伽玛射线探测卫星提供的有关资料，有的科学家认为在银河系上方3500光年处可能存在不断喷射反物质的源头。航天飞机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升空探测虽未发现反物质，但它最近几年在太空采集的大量数据，对反物质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会有巨大帮助。在自然界寻找反物质的难度甚大，而利用加速器将负离子流射向氙原子核已能制造反氢原子，因此科学家更注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反物质研究。

目前在实验室制造反基本粒子并不困难，但将正电子与负原子核结合并能证实它们已成为反原子的工作极为复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耗资1150万美元研制的加速器利用磁场将高能反质子减速为光速1/10的反质子，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跨过这个里程碑再前进，还需要科学家研制功能更强大的“工具”。

“反物质假说”认为：反物质与物质相遇会释放所有的能量。科学家预测该释放率远远高于氢弹爆炸。航天专家已经对反物质燃料的价值表示神往。科学发现的应用价值是人所关心的。当年一位贵妇人问电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了一句：“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关于反物质的应用价值，目前只能作些模糊预测。